姚玳玫却透露:“现在女画家的市场情况都很好,甚至比男艺术家更好一些。我们能感觉到女艺术家渐渐都浮出水面了,被关注的程度其实和男艺术家没有什么差别了。80年代之前的女艺术家能够冒出来的非常少,这也是主流美术杂志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我翻阅文献的时候就发现在60、70年代的女艺术家的记录呈现是非常少的,而同时期男艺术家的呈现就有很多,但偶尔跳出来的几个女性都非常优秀。但其实90年代以后,优秀的女艺术家几乎和男艺术家平起平坐,知名度很高,备受关注。”她也表示,每个时代皆有其鲜明的特征,比如潘玉良活跃在20、30年代,至今已大半个世纪过去,知名度自然要高一些。但艺术性和知名度没办法相提并论。 ○专访——70后女画家、“卡通一代”代表人物杨帆
“林志玲也跟我一起做花”
1990年代,年轻女艺术家的画面上出现大量的美少女式的人物形象,如刘虹、杨帆、沈娜等等,她们把女性形象画成日本动画片里的美少女、美国芭比娃娃一类形象,玩偶式的漂亮、轻松、浅显、平面是这些形象的共同特征,画面不再追求深刻、丰富和微言大义,显示了这一代人的游戏心态。她们将自己置入人见人爱的玩偶的躯壳里,以此演绎自己的故事。
70后杨帆,从广州美院版画系毕业后,任教于广东教育学院美术系。她举办过个展“浮世”等。这次展出的是杨帆早期作品:一个童话里大眼睛小嘴巴美丽公主似的女孩,正做着各式优雅而又有些迷茫的梦幻。从长相看,那个不断出现于画上的女孩,正是杨帆自己。作为一位典型的“卡通一代”艺术家,画面明显的虚拟性和不可企及性,使形象愈美丽,愈透出这种美丽的虚妄,如同一则虚拟的童话。杨帆说:“自小到大,我看到许许多多这样的人,从热血青年慢慢变成没有任何非凡的常人,当初的理想始终只是一个梦,让我感触极深。”
记者:你现在的创作状态大致是怎样的?哪个系列的作品是你现在比较满意的?
杨帆:一边教书一边画画,然后陆续开始参加一些展览,基本上都以油画为主。2006年以后我在北京宋庄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就开始北京和广东两头跑。
2009年的时候我做了一组《春天》,主要是用一些环保的布料手工做各种各样的花朵。我在老家潮州的一些服装厂找辅料,买了以后就把它们组合起来做花朵。大大小小,每朵都是不一样的。也有很多人帮我一起做,我的家人啊,家里的阿姨啊,包括台湾的林志玲看到以后也觉得很喜欢,她也和我一起做,然后带回台湾说要挂在包包上。最开始在北京做了展览,2009年4月的时候在德国柏林有一个展出,展了5个月,200平米,每朵花都不一样,有的挂在墙上装饰,小的做成挂件,之前也在香港参加慈善的展览和活动。
记者:女艺术家这个群体有没有什么聚会,聚在一起交流创作的理念之类?
杨帆:我和很多的女性艺术家都认识,大家关系也都很好。有展览的时候大家都会去看,聊聊艺术,好朋友之间会聚一下,但也不太经常。我比较好的朋友像陈可、还有广东的段建宇她们也都是很棒的女艺术家。
记者:国外不少艺术家,特别是女艺术家和时尚圈的合作都非常密切,甚至参与化妆品、皮包的设计。那么我们国内的女艺术家和时尚圈的合作多吗?
杨帆:女艺术家和时尚圈的联系还是挺多的,这几年很多时尚杂志也和我联系要拍摄工作室啊,一些创作、访谈之类的,他们也会邀请我参加一些年会。但我个人觉得时尚和艺术还是有差距的。艺术是本质的,和文化社会发展有深层的关系,时尚更倾向于消费主义、追赶潮流。我做的艺术品都是我感兴趣的一些东西,传统的艺术形式比较多。
○“自我画像展”引发专家热议○
我们需要“新妇观”
尹吉男(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我之前策划的纪录片——《20世纪中国女性史》里面就描述了很多女性的进程,从五四运动一直到80、9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关于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自由对待有一些梳理,第一集就是讨论关于文化与身体的关系,还有,比如女性受教育的过程,由于教育合法化之后,职业才合法化,产生职业画家,包括男的、女的。还有婚姻、婚恋观念对她的影响,还有家庭问题,都被描述出来。到了最后谈到所谓的表达与非表达,女性是自我表达,自我表达中又含有男性的视角因素。我们需要“新妇观”,一种新的、综合的、以学术为依托的视角观察女性。有三个进程可以描述,一个叫做制度化进程,另外一个是法律化进程,法律化进程与制度化进程都描述了行为和制度的关系,第三个进程是伦理化进程,包括社会对行为和制度的认同程度和反馈,只有从这三个进程才能真正来看女性的各个方面。
我们进入了女性的时代……
李军(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女性对社会、环境、外界更加敏感,反过来对于自己,外界的眼光在她身上转化为自己的眼光。正如罗兰巴特的一句话,未来的主体可能是具有女性化的主体。人类随着自身的发展,越来越感到环境、外界、自然等共同的问题对于个体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整个人类正在女性化。人类跟外界的关系变成一个整体的关系,我们在整个环境中怎么生存,也许女性的敏锐是人性的一种状态。这也许是好事,人类变得更加容易沟通,更加理解,更加敏感,进入一种更加细的一个时代,不是通过暴力的方式,而是通过交谈来解决问题,正如女人老是希望跟她交谈一样。
多数女性艺术家对于“女性主义”、“女权主义”反感
贾方舟(评论家)
我想举几个例子作为这个展览的补充:陶艾民的作品,她收集了上千块搓衣板,除了用搓衣板做装置作品,还有另外的影像作品,她拍了几千张她的房东,题目叫《一个世纪老人的99个瞬间》,所有的生活细节:吃饭,睡觉、缝补、洗脚,上厕所,这个作品充分表达了一个进入晚年的老人生命的挣扎,每一个举动都非常的艰难。一个世纪老人在风烛残年努力和生命抗争。展览中那个画在搓板上的老人就是她；何成瑶的作品,何成瑶以身体为媒介的行为艺术,源于她的特殊生存经验:她的母亲未婚先孕生了她,从此改变了父母的命运,母亲变疯,常一丝不挂跑到街上。正是母亲的这一悲剧命运构成她作品的出发点和成因；还有一个青年艺术家叫赵跃。她的作品更符合“自我画像”这个主题。她有一件行为作品叫《格子》,用刀片在自己脸上划出许多带着血迹的格子。如果说整容是为取悦于男人,那么她的“毁容”无疑是对男性观看的抵御,是对男权中心主义的颠覆。作为21世纪中国女性艺术的一个特殊个案——对自己施暴,我觉得很值得研究。因为她做这个作品并非出于一时的冲动,而是有详细的实施方案,很多朋友劝她都无济于事。这种暴力行为所产生的痛感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她为什么会这样做?值得我们去分析。
女性作品的柔弱性表达了真实的自我
徐虹(中国美术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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