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是的，不要说在上海，就是在香港，解放了，我跑到旺角买了一块木板，这么高，这么长（用手比划）。自己用三轮车运回住的地方，自己刨，找一个帮手，我就画稿子，刻了整整九天九夜，手都起泡了，送到展览会去展览。那时候也没有可能去拍照，发表都没有发表过，稿费都没有拿。我们义卖慰劳解放军，到了香港华商总会卖那张画，两三千块钱，当时的两三千块了不得，全部慰问解放军。“文革”时把这张画当做“黑画”，说歪曲解放军的形象，说把解放军画得那么矮什么什么的。我心里想，你们这帮人，我当年是怎么样工作的，你们是吃国家的饭，拿国家的钱，你们有我们当时那样有出息吗？你们有什么资格来讲我？当时心里这么想，也不敢说，历史给人很多的委屈啊！二十多年就这样浪费了。所以有一次我讲：这么美好的时光就这么浪费了。我也不是懒惰的人，很愿意工作的，要是我现在只有五十岁多好啊，但没办法。
在北京万荷堂，黄永玉喜欢请一些老朋友来聚会。黄苗子、郁风、丁聪、王世襄、范用、杨振宁、张开济、刘诗昆等人都曾在这里留下欢声笑语。“文革”时，沈从文在街上难得与黄永玉擦身而过，不到五秒钟说了一句话：“要从容对待啊！”如今安享晚年，这些老人有了另一种从容的生活。
李怀宇：我觉得你和那些老朋友了不起，经历了那么多苦难，还是那么从容，而且都很长寿。
黄永玉：对人生从容一点，别嚣张，苦也别嚣张，得意的时候更不要，这需要修养，有知识的修养，也有人生的修养。前一段我对一个年轻的朋友说，你不要光研究胜利者的传记，也研究一下失败者的传记，很多失败者也写了传记，而且具有和胜利者写的传记一样的价值。很多人研究胜利者，但胜利者写的传记里，有很多夸张的东西，而失败者传记里有很多东西是真实的。
有人说，人活着一辈子，太没有意思了，我问他，为什么没意思啊？对死，我曾经有一个系统的看法，当然，死了就烧掉，送到火葬场，人就回来，就不要再管，骨灰都不必要。鲁迅说，如果一个人不活在人的心上，他就真的是死了。为什么要活在人的心上？有什么理由你要活在人的心上呢？好像也没什么意思嘛……且不管这个，既不要骨灰，又不想活在人心上，你还想干吗呢？所以我有几个方案。一个方案是不把骨灰放在火葬场，放在抽水马桶里，请一个有修养的受人尊敬的老先生拉一下，举行个仪式。这个方案我爱人反对（用粤语讲，黄太张梅溪是广东人），说塞住水管，找人修很麻烦。所以只好执行第二个方案，把骨灰一小包一小包地包起来，分送给朋友，栽花。但是有一个问题，到了晚上，朋友看了，觉得花长得比较怪，吓人。这样只好让朋友永远痛恨我，咬牙切齿地骂我，就把骨灰揉在面里包饺子请大家吃，吃完了宣布：“你们刚才吃的是黄永玉的骨灰……”关于死，杨宪益讲了很好的话，他说与其等人死了以后称赞他怎么好，不如活着时就开追悼会，他想自己快死的时候，搬一张靠椅，可以旁听大家吹捧他。
李怀宇：黄苗子在他那篇著名的《遗嘱》里也讲了类似的意思。
黄永玉：是我先讲了，苗子听了马上写文章，比我更快（笑）。
李怀宇：不管画画、写作，还是对待人生，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你的“快乐”。
黄永玉：我一生都没有寻找伟大的意义，画画不像政治生活。文化大革命时有位老先生批评我，说我创作态度一点都不严肃，永远是为了快乐。当时我低头站在台上，他指责我，我也不能说话，要是平常他这么说，我肯定请这老头吃西餐，我说你怎么讲得这么对啊！搞艺术创作如果没有快乐的基础你怎么画啊？为了创作，心情是要快乐的。最近我画了一张画，写了《快乐论》，我们中国人也有自己的快乐方式。
画画的基础，每一个人的起点，都是为了开心，有一个兴奋点，对吧？要是你碰见灾难倒霉，你就没法好好画。我在毛主席纪念堂画完了以后，人家“替”我感觉到这个工作很重要，来访问我：“你说说看，你在画这个稿子的时候一边画一边想什么？”我说就希望赶快完成。他说不是不是，画的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我说心情就是希望认真地画，赶快完成。他说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你的意思就是希望我一边画一边流眼泪，想着毛主席伟大的恩情，这不可能嘛。一个人在工作的时候一边哭一边画画，有这样的事吗？这样也画不好。你想我这么讲，像郭兰英唱歌，一边唱歌一边流眼泪，你相信那眼泪是真的？搞艺术当然有很严肃的使命，但是起点肯定是快乐。
看画不靠耳朵，要靠眼睛的。我有一张画，我拿给你看（进房取出一张画）。你看看，我在这画上题了跋（边看边念题跋）：一切创作的起点是快乐，很难想象一个人不快乐能做得出事。我这也说得不全面，不快乐的人也能做使天下不快乐的事。创作不只是让自己快乐，也能令别人快乐。伊壁鸠鲁的《快乐论》早已把快乐的根源剖析得很畅明了。有人问：悲剧呢？史诗呢？我说，悲剧令人掉泪，史诗令人肃穆，而作者是快乐的。
（摘自《访问历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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