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材：我们建造城市，却被城市奴役
陈：你的创作分为几个历程？
赵：我的创作主要分为：《襄阳路》系列、《简单生活》系列和《再见！上海》也就是“都市”系列，还有一直在进行的风景写生系列。
陈：我从胡斌处得知，你从2010年中开始创作图式有了较大的变化，开始集中描绘城市鸟瞰图、密集的楼群、灯光闪烁的夜色等。你将这一延续至今的系列作品称为《再见！上海》系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赵：2012年开始我想举办自己的个展，一方面，单一的《简单生活》在展厅可能看起来比较枯燥，其次《简单生活》系列作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画得好，在许多专业学术期刊都有发表，虽然画还是卖不出去，而那种绝望的情绪已开始慢慢消失，我不想为了画而去画，这样显得有点假。这时城市记忆变得越来越重，还有做个展也需要钱，城市系列相对于《简单生活》系列卖出去的可能性更大些，基于多方面的考虑开始了这一系列的创作。
陈：你的作品总以城市为描摹对象。有一次闲聊，你说“我们建造了城市，反而城市奴役了我们”，我深有感触。你对城市有什么看法？有没有一些例子？
赵：人总有生活在远方的向往，在城市中生活，你会想着郊区的阳光和微风，而真正在郊区生活，又受不了那里的寂寞。现在，我对城市的印象总是负面的，主要是空气等的污染，还有噪音和住房的压力，还有大量的事情需要处理，弄得人狼狈不堪。
陈：你对上海有怎样的情感？作为你的出生地，这些年来有什么变化？对此你有什么认识？
赵：我出生在上海靠近浙江的一个小镇，上海既是我的出生地，但又不完全是，对于上海感情是很复杂的。上海是我学习和生活的地方，有着许多的记忆，包括我的初恋。它的繁华是很吸引人的，而它也有冷酷的一面，人是需要去适应它的，现在上海变得越来越漂亮了，出行也更方便了，可是生活在那的成本却越来越高了，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更加冷漠了。
陈：《再见！上海》有什么寓意？
赵：每次离开上海，总有种脱离喧嚣，脱离拥挤的解脱感，这是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广州去画画，而在广州大学城郊区总有一种想再次见到上海的浓重的乡愁。总之，远离家人总有种漂泊、无根的感觉。我不得不承认这种“围城”似的的情节，总是徘徊在“见”与“不见”的两难和忧郁之中。当飞机离开大地或火车驶离车站，那一刻别有一种“欲说还休”的滋味在心头，这记忆尤为深刻。
陈：对于现在很多作品都不采用题目，直接用无题做标注。而你的作品一般都有很优美的名字，你对画作标题的认识是？
赵：作品的没有题目是一种时尚，也是所谓的后现代手法。我也想过用画完一张画的时间去命名作品，如2012－12－21。但我还是想在自己的作品透露出一些信息和内容，或是一种诗意，虽然这个时代太现实了，毫无诗意可言。许多人曾劝我作品和题目不要文学化了，应该更荒诞些或画得更机械，无手感些，这样显得更当代一些。而我认为题目是对画面的再补充、反讽或反过来的解释，让作品变得更丰满或者让作品更晦涩。
陈：有没考虑过除却城市题材外，考虑些别的题材？比如与城市相对的乡村。
赵：我一直在画风景写生系列的写生，像《走过逢简》系列，《云雨南亭》系列和《雨后小洲》系列，只要在其中加几个元素就是很好的乡村系列，只是我想把它变得简单些，只是探讨关于观看与书写的问题。
市场：作品好坏、接受程度决定成名的快慢
陈：在当前卡通艳俗、糜丽、刺目的绘画艺术大潮中，你的作品阴暗、焦虑，反而显得另类。这也决定了其难以走市场。你认同这种说法吗？请详细说说自己这些年的市场道路？
赵：我的绘画市场确实是很难走的，特别是在广州，人们都喜欢亮丽鲜艳的颜色和制作感强的作品，在广州我的创作几乎是没有卖出去的经历，倒是美术馆有些收藏，像广东美术馆和武汉美术馆，平时只是卖些风景写生画，许多人倒是很喜欢这些画中的“笔墨”情趣(主要是靠了我这么多年积累的绘画经验，也就是靠手艺吃饭)。但这些只是杯水车薪，一路走来，想想觉得挺艰难的。
陈：《论语》里常言道“四十而不惑”。很多人以四十作为分界点。你与许多你的70后同辈也踏进这个年龄段，你对目前满意吗？他们又是怎样的？
赵：我在三十岁的时候还在考学，在四十岁的时候还是一个两手空空的穷画画的，口袋里没什么钱。至于你说的“不惑”倒是真的，好像我怎么努力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每天不是画画就是忙着与画画有关的事，也不知是满意还是不满意，整天在忙着处理许多事，每一年都有许多计划，至于别人的是怎样的，我也不太知道，许多东西都是表面的，应该过得都不差吧。
陈：2007年，你曾说“在这个世界上，不会超过十个人喜欢我的画，原因的不写实，不抽象，不当代，画得也不好”，在几乎没有人喜欢你的画的时候，是什么让你坚持了下来？
赵：在画画的时候感觉自己还是很爽的，没想过放弃这么画，我一直喜欢明代画家徐渭和朱耷的作品，想想这些画家的经历更加坎坷，自己还是很幸福的。再说认为自己画得也很好，我一直相信任何的道路都是走得通的，只要不断走下去。
陈：看见身边的画家一个个成名起来，作品越发好卖，你心里会有怎样的想法？
赵：看到朋友的作品越发好卖，我会感到自己越来越有希望，我是一路见证了身边朋友的成功，从中国美院到中央美院身边有太多的朋友成功了。几年前和别人聊天，谁会成功，怎么成功，谁快谁慢，几乎都应验了，作品的好坏与接受程度决定了成名的快慢，这里没有什么神秘的。许多搞收藏的人总说买十个人的作品有两个人出来就赚回来了，我想说的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好的和好的艺术家在一起，差的和差的在一起。十个人要么全出来，要么一个都出不来，就是这个道理。
陈：目前艺术家对市场操作的“成功”手法，不外乎让媒体大肆宣传，进行假拍，混圈子等等，但你内心似乎是有点执拗的性格，这些年依然努力地作画。你是怎样计划的？那对于别的艺术家这种行为你又是怎样想的？
赵：我认为这些方法没有什么不对，只是要把精力安排好。我始终认为作品是最关键的，宣传也很重要，圈子里是相互之间的认可，你的作品水平决定了你的圈子的好坏。你的水平决定了你认为谁画得好，那么他也会认为你画得好，这是很自然的事。而假拍是做市场的主要方法，这些都没什么错，像我们吃饭、睡觉必然要经历的那样。有许多事情也不是艺术家一个人能决定的，艺术家最终都会沦为别人赚钱的工具。至于我，更看重的是我喜欢的艺术家能真心喜欢我的作品，这也是我最开心的事。
陈：广州画廊一直不景气，但大家都说不出原因。广州画廊与你的作品有什么渊源吗？
赵：广州画廊的不景气是没有长远的眼光，看不到几年后的市场是什么或艺术会是什么？一直保持着人云亦云的做事方式，就这样，长期下来就没有什么话语权，在几年前推的艺术家在现在变得不行了，有些拿都拿不出手。这些画廊的市场也就在此终结了，没有人会再去相信它。
几年前有许多画廊不是不景气，而是卖得很好，那些很差的作品卖得相当的好，可现在呢？这些画家连名字都给忘了。好的画廊就是要有眼光，先不要说国际化的眼光了，它们就连全国的眼光都不具备，自己的判断一点都没有。
陈：那你有找出艺术与市场两者平衡的方法吗？
赵：艺术与市场本身不矛盾，一定是艺术引导市场，像凡高，高更等不就是最好的例子。而现实中往往是市场引导艺术，这也是广州市场不好的原因之一。
愿景：让画画变成兴趣而不是吃饭的工具
陈：那这些年来，你对绘画的热情有消长过吗？
赵：这些年对绘画的热情是有所不同的，在别人不喜欢我的作品的时候是有点对着干的情绪在里面的。人们越不喜欢我的作品我就越这么画。那时反复看徐渭，八大山人的画和传记，从中看到希望而激励自己。而现在更多的是自己喜欢怎么画就怎么画，现在最高兴的事是在画室听着喜欢的音乐，喝点小酒，画着画。你看我把几乎有时间都“浪费”在了画室里，这已变成了习惯。有时也想如果我不画画，我会做什么？自己也不知道会去做什么。这里想引用下我尊敬的中国美院老师崔小东的话“我其他的都不会，迫不得已才画画的”。这么多年来，中间只有一两年没怎么画画，那时忙于考研学英语，天天去外国语学院，从早到晚地学习。
陈：你曾写文《第三种道路——我的创作随笔》，里面详细说了你的创作与思考。里面提出一个问题“架上绘画走到了现在几乎是无路可走了，还究竟‘剩余’了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艺术问题。究竟架上绘画发展道路怎样？
赵：当然架上绘画道路的发展，我也是不知道的。我自己的经验是路一定是有的，首先要对它有个全面的了解，不了解怎知道它还会有什么呢？绘画可以在多方面进行突破，包括语言、内容，也包括它可以成为其它艺术的一个副产品，比如插图、草图或方案。它会变得很边缘，就像我过去说的，会是那些“可多重解释的以及意义晦涩的，无法归类的，鸡零狗碎的，不成气候的那一小部分非典型绘画”，也可能是“不抽象、不表现、不写实”的绘画，总之和过去的绘画会有所不同。
陈：当代艺术五花八门，你认为能在美术史留下印记的有哪些？你觉得怎样的艺术家才是好艺术家？
赵：如果一个艺术家想着在美术史留下印记，那么他还是一个传统的艺术家。当代艺术都是以反经典，反美术史的方式进行的，都是以“不可能性”作为自己的创作目的，至于怎样的艺术家才是好艺术家这个问题也很难回答的，问题是怎样的艺术家不是个好的艺术家，这会得罪许多人的。当代的艺术一是极端，极端地固执，二是经得起各方面质疑的敲打。
陈：接下来有什么展览计划？你对将来有什么愿景？
赵：我下个月在上海莫干山艺术区的优上空间有个个展，策展人是《国家美术》杂志主编了了。明年底计划在北京今日美术馆有个个展，还将计划策划几个群展。
我当然希望自己能得到别人的认可，生活上有所改善，同时可以改变一下自己的画风，多一点尝试。
陈：如果写一句话(或诗、微博皆可)给未来十年的自己，你会写什么？
赵：还是要用自己博客上的一句话：业余时间画画。让画画变成自己的兴趣而不是吃饭的工作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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