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梅忠智在全国率先对花鸟画进行改革和探索。他的画作中，把中国传统的绘画与日本浮世绘、西方绘画相融合，色彩喧闹、造型张扬、搭配不羁。
梅忠智告诉记者，其实日本的浮世绘艺术借鉴了中国明代的木刻版画形式。19世纪中期，浮世绘对梵高等印象派画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87年，梅忠智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引起轰动。
此次展览上展出的丈二大四屏《春·夏·秋·冬》，是梅忠智专为此次画展而作。由于每一幅都是345×145厘米的大尺寸，梅忠智趴在地上足足画了两个月才完成。
上世纪80年代，冯斌把颜料换成丙烯，把国画画在棉布上、的确良上、棉绸上，这种大胆的尝试在当时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对此，冯斌表示，“谁说国画在古代不是画在布上的？考古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古人最早就是把画画在绢帛上的。”
从1980年代的西藏系列开始，冯斌就一直在进行当代水墨的实践和尝试。如今，他已经是当代水墨在全国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在“笔墨衍艺”展览上，展出了冯斌的《舞》系列。冯斌说：“丙烯颜料画在布面上，呈现出‘浸’的效果，这和国画的感觉很相似。我只是用当代的语言来表达笔墨写意。”
那一时期，1953年出生的唐允明也创作了大量作品参加国内外重要画展，并多次获得重要奖项。其中，他的代表作《红岭》获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展奖，及该展最高奖项“日中友好会馆”大奖。值得一提的是，评选中，《红岭》受到当时的评委吴冠中的力推。
谈及《红岭》的创作过程，唐允明坦言，1994年创作的《红岭》也是他对国画创新的思考和实践。《红岭》为了追求画面的形式感，强调了墨迹的涩和笔痕的韵律感，在技法上和传统山水画拉开了很大的距离。
展览现场，记者看到，刘明孝的作品《荷塘遗韵》用丙烯、画布、水墨等综合材料，表现出一个梦幻交织的荷塘世界。
重庆市两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张强认为，刘明孝将水墨挥洒在画布上，形成了荷叶的骨架，而在荷叶的表面上，则以丙烯颜料的堆砌表现出荷叶的厚重质感，“运中国文化之骨，砌西方文化之肉，而泽以中国诗意的记忆。”
叁
那些新生代们
材料和内容都改变，国画还叫“国画”吗？
此外，展览上还展出了何剑、马媛媛、侯薇薇等70后年轻一代艺术家的画作。作为新生代，这批年轻人也在国画领域进行了大胆的尝试。
看何剑的作品，可能会和大众心目中的国画“大相径庭”。《玩具钢琴》、《火炉》……斑驳的色彩、简单的线条，1978年出生的何剑把上世纪70年代的生活场景“复制”在了美术作品里。
何剑曾被媒体称为“当代新锐水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作品仿佛把观众带到山西永乐宫宏伟壮大的壁画场景面前，艺术家借壁画图式来表述自己对当代社会中的生活场景记忆和关注。在他的作品画面上，观众能看到壁画承载历史的斑驳记忆，但画中的人物和场景不再是远古时代的图像，而更多的是随着时光流逝的情感和记忆。
几十年来，川美国画群体经历着风格演化和整体风貌的不断变迁。事实上，不仅仅是川美，整个国画艺术界都在发生着变化，因此在国内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议：材料改变了、内容改变了，国画还叫“国画”吗？
对此，张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画发展至今，所遭遇的最大问题，是其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国画要与当代发生关系，表达当代人的情感，这是今天的艺术家必须面临的命题。古人讲，‘笔墨当随时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张强认为，用现在通行的语言来阐释国画，这是川美对国画做出的改写和翻译，“是在用当下的语言翻译古老的经验。”
下一步，国画应该怎么走？张强表示，一方面，要对传统有深厚的理解，在传统文化中找到自己的基因；另一方面，国画还要与时代发生关系。“这很难，不过，不管怎么变，我认为，国画中以书法为基础的笔墨，是其稳定的底色。这种精神和趣味，不能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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