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纳、环球、联美、RKO这四家公司的《故事》也已出版，它们的编撰人若非英人，也是久居伦敦的美国人，好莱坞的知识同伊姆斯差不多渊博，写的英文也算得上漂亮，远胜美国书局策划的同类书籍。当年好莱坞八大公司，只有二十世纪福克斯、哥伦比亚这两家尚无《故事》报道，但想也在编写之中了。
讨论绘画、建筑、电影的巨型书，因为图片多，通常放在客厅咖啡矮桌上，供客人、家里人饭后酒余翻阅消遣之用的。我自己则并无坐在客厅沙发上看书的习惯。即使看中英文报纸，也得把它放在书桌上，坐下来看的。一来，客厅灯光不够亮，坐在沙发上看书伤眼睛。二来，绘画、建筑、电影每项都是大学问，自己虽非专家，只有把书放平在书桌上，认真去读它，才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这项学问。不少中外学者只关心某项学问的某一部分，有关这一部分的专著、论文他们看得很齐全，对其他学问则不感兴趣。这样一位专家，可能在他的小天地里很有些建树，但本行之外的东西懂得太少，同他谈话往往是很乏味的。我自己的毛病则在兴趣太广。
每两星期翻阅一份新出的《纽约书评双周刊》差不多每篇书评（不论题目是宗教、思想、政治、文艺、名人传记，不论是哪个时代、哪个国家的事情）读起来都很津津有味，只好克制自己，少读几篇。孔子劝老年人，“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我不贪钱，从不做发财的梦，想不到即届退休的年龄，求知欲竟如此之强，每种学问都想多懂一点，多“得”一点。这，我想，也是“血气既衰”的症状。年轻的时候专攻文学，我忍得住气，并不因为自己别的学问懂得太少而感到不满足。
赫胥黎《看的艺术》令我受惠终身
一九四八年初抵达新港后，我在一个爱尔兰老太婆家里，租居了一间房间，住了八九个月。我的书桌右边放了一只极小的旧式台灯，事后发现那几个月左眼近视加深了一点，非常后悔。假如老太婆给我两只台灯，左右光线平均，近视就不会加深了。但是旅美四十年，搬出老太婆家后长年熬夜读书而至今目力未见老化，实在说得上是有福气的。这同我每天必服维他命、矿物质当然很有关系。
但五十年代初期我读了A·赫胥黎刚出的那本小册子《看的艺术》，更是受惠终身。赫氏童年时患了一场大病，差不多双目失明，因之他对保养眼睛之道大有研究。他认为书房的灯光应明亮如白昼才不伤眼睛，因此三十多年来我在书桌上总放着两只一百支光的台灯，天花板上那盏灯至少也是百支光的（二十多年来，我早已改装了荧光灯），果然保持了我双目的健康。
美国华裔小学生，好多患近视，想来在家里伏案做功课时，灯光不够。希望贤明的家长们，不要为了节省电费而吝惜灯光——子女很小就戴了眼镜，做父母的看到了，心里也该是十分难受的。
读书不仅光线要充足，衣鞋要舒服，在我未戒烟之前，“鸡窗夜静开书卷”，当然少不了烟茶二物做伴。每晚散步回家，沏好一杯龙井坐定，也就必然点燃一支烟卷，或者一斗烟丝，一口口地吸起来。这样眼睛忙着看字，手忙着端茶送烟，口忙着品茗吐雾，静夜读书，的确兴趣无穷。
到了七十年代，靠了茶精、尼古丁提神，我经常熬夜，假如翌晨无课，五六点钟才上床。但虽然入睡了（尤其在冬天，窗不能敞开），呼吸的还是充满烟味的空气。我吸烟近四十年，原先烟瘾不大，但少说也有三十年，天天在烟雾中生活，如此不顾健康，现在想想实在可怕。
烟终于在三年半前戒掉了，而且早在戒烟之前，连早餐时喝咖啡的习惯也戒了。只有书房里喝中国茶的习惯没有去改——戒茶并不困难，但明知饮茶对身体无益而可能有害，我却不想去戒。
留美四十年，我生活早已洋化，思想和我国古代文人不一样，连饮食习惯也不太一样。王洞在我指导之下烧的中国饭——不用白米、猪肉、牛肉，绝少用盐和酱油——古代文人一定皱眉头吃不下去的。但假如苏东坡、袁子才有兴访游纽约，来到寒舍，我给他们每人一杯新沏的龙井或乌龙——虽然自来水比不上泉水、井水——他们还是觉得清香可口的。因此我一人在海外书房读书，读的可能是西文书，也可能是当今大陆、台湾学者痛批中国传统的新著作——但一杯清茶在手，总觉得自己还是同那个传统并未完全脱节的读书人。而且戒烟之后，下午读书也得冲一杯，我的茶瘾也愈来愈大了。
摘自《谈文艺忆师友》夏志清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年版 定价：1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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