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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野 | 我的诗歌江湖

2022-01-05 09:36 来源:南方艺术 作者:赵野 阅读

“起风了,只有试着活下去一条路”,几天来,我的脑子里老是没来由地闪出瓦雷里《海滨墓园》里的这诗句。此刻我在大理凤凰吧楼上的一间小屋里,床边一扇朝南的窗子,冬天的阳光先照亮对面的雪山,又照亮眼前的屋顶,然后照在我的床上。天空一片碧蓝,只在雪峰上有一团云慢慢飘动,仿佛要飘进我的窗里。窗帘是红色的,被阳光照得热情迷离,我有点超现实的感觉,开始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

初入江湖

八十年代急风骤雨,今天想到的却是云淡天高,那种暴雨涤荡过后的清新、透澈和青春盛筵。马松在《灿烂》一诗中写道:“我与花平分秋色/一灿一烂”,这就是我的八十年代。那是我生命中最明亮、个性最舒展、心灵最纯净的一段,此刻往事浮现,心中还涌起秘密的骄傲和悲悯。

1982年3月,我们叙永一中的三个同学在川大(四川大学)扔进一颗石子,搅动了一池春水。先是许廷杨路过成都,住在我的宿舍里,早我一年入学的浦宁成了化学系的学生干部,并已在写诗。我们三人青春热血,把我们的诗抄在浦宁从化学系弄来的一块黑板上,再把这块黑板竖在学校主要的教学楼文科楼的入口处。我为我们这诗歌板报取名“白色花”,来源于七月派诗人阿陇的诗句:要开作一枝白色花,因为我们要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这刊名充满青春期的悲壮、理想主义和牺牲精神,是那个时代大学生的主旋律。

黑板报刊出两天后,胡冬敲响了我的宿舍门,我第一次超越同学这个范畴,有了同志和战友。这是一个改变命运的细节,我从此步入了诗歌江湖。一个月后,我过了十八岁生日。

胡冬是历史系80级的,早在写诗,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和行动能力。因他的掌舵,我们立即以“白色花诗社”知名,有三十多成员。学校当局明显不喜我们的行为,却只是以一些温和的手段干扰我们,到五月份,终于来了一次高潮。

柏桦、张枣、钟鸣、欧阳江河1988年于成都四川工人日报

柏桦、张枣、钟鸣、欧阳江河1988年于成都四川工人日报

五月的一个周末,诗社郊游回到学校后,看到文科楼外面的墙上有一篇好几页的大字报,署名“战海”,非常严厉地批判我们的诗歌晦涩、灰暗、低沉、不健康等等。随后几周,几十篇大字报贴出来了,除了几篇貌似公允,一边各打五十大板外,其余全是支持我们、为我们辩护。

这局面使我们可以一直置身事外,每天像观众一样看热闹,心里暖洋洋的。我至今也不知道那个“战海”是谁,是某人的自发行为,还是学校当局的授意。我们自己则肯定没有写过或组织别人写过一篇反击文章。这次事件像一阵好风,把我们吹向美妙的云端,我们收获了最初的自信、虚名和成就感。

第三代宣言

1982年放完暑假回到学校,胡冬非常欣喜地告诉我,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暑假期间,他和他的高中校友万夏、廖希聚会时,彼此成了同道。万夏在南充师范学院、廖希在西南师范学院都组织了诗社,并都在各自的学校有着相当的影响和号召力。他们当即决定三个学校要联合起来,第一次聚会定在西师,时间是本年的国庆节。

当时川大还有一个以唐亚平、文雪为首的女子诗社,和我们有着美好深厚的友谊。几周后,胡冬、陈梁、唐亚平和我登上了开往重庆的火车。陈梁是中文系新闻专业的,胡冬对他有很高的评价,后来成了中国电视界的栋梁人物(现任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总裁助理,编辑注)。

一到西师,我们立即感受到了有如水浒梁山般的兄弟情谊。万夏带着两个同学也从南师过来了。一大帮子人每顿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廖希和他的朋友们为了这次聚会,卖掉了手表、衣服以及别的一些值钱的东西。我不知我是怎样融入这种热烈的江湖氛围的,因为那时我滴酒不沾,性情也不豪放。

这场精神狂欢的高峰是在一个黄昏,大家在嘉陵江边点燃篝火,热血沸腾,青春呼啸,真有风云际会的感觉。此前我们已一致决定要成立一个联合的诗社,要办一份刊物,要形成一个新的流派,以区别于当时对我们有着绝对影响的朦胧诗,也提出了很多新的主张。那晚聚会的主旨是命名,一次革命的命名,一代人的命名。我们都自觉是开路先锋,在淘汰了一批各色各样奇奇怪怪的名字后,“第三代人”这个注定要进入历史的名词,得到了与会所有人的首肯。我们的分代简单却格局宏大,1949年前的不算,1949年到文革前是第一代,北岛们的朦胧诗是第二代,而我们是第三代。

地下到地上

八十年代的成都风调雨顺,温和宜人,人民安居乐业,享受着闲散、率性和颓废的生活。诗人在这儿如鱼得水,蔑视金钱和物质,放纵个性和情欲。万夏因此写道:仅我腐朽的一面/就够你享用一生。

朦胧诗以后,成都为中国养育了半数以上的优秀诗人。川大经济系78级的游小苏在一个更成熟的圈子里,有着极高的声誉。他身边的朋友有欧阳江河,我认为他是中国最有才智的诗人;钟鸣,他后来以独特的文体和博学的随笔知名;翟永明,中国最好的女诗人,也是一个谁都喜欢的魅力非凡的女人;学生活动家章署祥,他一直忠于自己的电影理想,最终用章家瑞这个名字拍出了《诺玛的十七岁》和《芳香之旅》。进校不久许晓鸣就介绍我认识了游小苏,我非常喜欢他那些美妙的抒情诗,很快也结识了他身边那些杰出的朋友。此时我也知道在成都附近的沐川,一个青衣江边山水极佳的县城里,天才的两兄弟宋渠、宋炜在写着洋洋洒洒、大气磅礴的诗歌。

在北望的圈子里有一个真正优秀的诗人邓翔,他的诗语言质朴,意象清新,完全摆脱了青春的感伤,却又温情脉脉。他的诗行里有河流的流淌、风的拂动和树叶的沙沙声。在我们都还写着“习作”时,邓翔已写出了成熟的诗歌。邓翔是一个完全被忽略的诗人,现成了一个经济学教授,此刻在剑桥做访问学者。我知道他的内心还充满着诗,纯粹的、与声名和虚荣无关的诗。

诗人柏桦、赵野(中) 钟鸣(右)1993年2月于成都

诗人柏桦、赵野(中) 钟鸣(右)1993年2月于成都

1984年春天的某天,胡冬找到我,说他和万夏还有李亚伟一拨,开始在写“莽汉”诗歌。不久,胡冬就写出了《我想乘一艘慢船到巴黎去》,他最终是乘着飞机去了伦敦,一去就是二十年,很决绝地和国内的朋友和诗歌再无联系。

胡冬毕业后分配到天津,万夏却回来了。初回成都的万夏浑身充满创造力和才气,写诗、画画、拍照片、搞音乐,到哪儿都像一阵风一样。我的诗歌江湖也渐渐从各大学扩展到社会上,和周伦佑、廖亦武、杨黎、蓝马、石光华、杨远宏等人有了交往。那时,成都的诗歌领袖是以现实题材诗《不满》出名、后又和朦胧诗混在一起的骆耕野。

在整个八十年代,我们这群人的写作都处于一种地下或民间状态,我们习惯称呼体制内的诗人为“官方诗人”,体制内的诗歌为“官方诗歌”,并对他们有着诚实的不屑和蔑视。我们可能没有发表一首诗,但内心却很骄傲和强大,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大师,或在向大师看齐,正在写着能进入历史的诗歌。“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的成立,表示我们开始要从地下合法地浮出来。

江湖争斗

“诗协”一开始应该是由周伦佑控制的,他推骆耕野做会长,欧阳江河和黎正光是副会长,周本人是秘书长,掌控实权。万夏、杨黎、我,以及另外几个人是副秘书长,还有好几十个理事和众多的会员。

没多久,万夏和杨黎到川大找我,要我和他们一起革命夺权。密谋的计划是趁周伦佑不在(周在“诗协”成立后就回西昌了),通过正常的选举程序,将欧阳江河,黎正光,特别是周伦佑拉下马,由杨黎和我任副会长,万夏做秘书长,并且立即出版我们的会刊。由于我掌控了半数以上的选票,我们很轻松就达到了目的,那一年,我们都刚刚二十岁出头,激情和阴谋仿佛都是与生俱来的。

周伦佑闻讯星夜赶回成都,他特别不能原谅杨黎和万夏对他的背叛,据传这二人对他表过忠心,他才放心离开成都并准备在西昌遥控。接下来的一切让我大开了眼界。骆耕野一开始是接受这个选举结果的,待周伦佑赶回成都,他才知道一切是出于我们的预谋。一次,骆耕野、江河、周伦佑,还有我们三个在万夏家里僵持了一个通宵,老骆紧紧抱住他那个装有诗协公章的公文包,每个人的脸都紧绷着,各怀心事,谁也不说话。我当时忽然有个荒谬的念头,觉得这就是政治吧。

整个事情像一幕闹剧,最后我们两败俱伤,不知是钟鸣还是石光华接任了诗协的秘书长。万夏用他短暂掌管过的公章为印刷厂开了证明,编辑并印发了《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据说这是中国第一本铅印的体制外诗人作品集,影响很大。而那个“诗协”一蹶不振,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在1984年至1985年,四川的诗人们纷纷有了集体的归属。江河、翟永明、钟鸣、柏桦和张枣,先是被称为“四川五君”,后来孙文波又把自己和廖希加上,自称“四川七君”;李亚伟、胡冬、万夏、马松等人的“莽汉派”已结成正果;宋渠、宋炜、石光华、刘太亨搞起了“整体主义”;周伦佑、杨黎、蓝马等搞起了“非非主义”,尚仲敏和王琪博也在重庆弄“大学生诗派”,并印了一张“大学生诗报”。而我自己却像是江湖里的孤魂野鬼,无门无派,无归无属。

成熟与迷茫

大学毕业,我开始进入社会了,却毫无准备,很快我感到了巨大的不适应,自由的天性囚禁在体制里,我从天空坠到地上,感觉到生命的渺小和无助。

1987年,我在一次体检中查出肝功能有问题,我顿觉危如朝露,痛感生命的无常和脆弱。我被隔绝在传染病院里,一个上午他们用一根又细又长的钢针,一下子穿刺到我的肝上,可能是要取一点东西下来化验。整个过程很快,不疼痛,却感觉异常恐怖。我外表平静冷漠,带着列维坦传记和蒙森的罗马史在里面阅读,内心却荒凉到极点。

我就这样经历了1987年惨痛的人生。现在看来都是些小事,但当时确实让我痛到了骨头,之前那些灿烂如花的岁月在那儿彻底结束了,我陷落在现实里,对生活和未来一片迷茫。

我想,我的青春热血在1987年已被耗尽。1988年初,我以“停职留薪”的名义,离开了我的单位,再也没回去过,从此开始游离在各种体制之外。

回到成都后,我即写出了《字的研究》,这是一首值得纪念的作品,然后就进入九十年代了。物质和财富成了新的主角,我重新开始学习生存,接受命运,习惯卑微。

当“一生的理想,在窗外/冻成了一颗霜粒”时,醇酒美人就成了我们无奈而美好的归宿。

再往后的事,离我太近,我还有点梳理不清楚。

这个世界以加速度变化着,好多东西都一去不复返了——童年时清澈的天空和河流,年轻时纯粹的友谊和情怀,也包括那些优雅理想和伟大志向。每个年代都有自己的疯狂和想象力,我应该谦卑地与生活达成和解。

我对汉语诗歌已没有那么大的抱负,但梦想还在。我会以一种完全自然的方式坚持一些东西,无所谓成败。面对人生的虚无,如普希金所说,我不再期望激情和幸福,但求享有平静和自由。

这已经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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