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我翻阅吴祖光先生的一本日记。偶尔听到雷声滚过，仰头闭目，忽然有一种读日记听雷声相得益彰的感觉。
吴祖光的这本日记写于1954年1月1日到1957年6月底，恰是他亲历的当代中国一段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短短三年多时间里，中国社会政治气候变化异常迅疾，知识分子个人命运起伏跌宕悲喜转换极为突然，一连串雷电交加般的事件令人目不暇接，颇有令人喘不过气之感：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案——潘汉年被捕——《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思想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肃反——整风——反右……是巧合却非偶然，吴祖光个人命运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着前后悬殊的变化。他的特殊地位和身份，他的交际广泛应酬繁多的特点，他的率真性格与落笔大胆的风格，使得这本只有三年半时间的日记，不再仅仅是文人雅趣、个人家庭日常生活的呈现——虽然这是必不可少的、十分精彩的内容——而是记录下了更为广泛社会背景和极为丰富复杂的政治变迁，从而使一本个人化的日记，具备了重要的历史价值。
与吴祖光先生相识是在20年前。1984年，我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当编辑时，负责“居京琐记”专栏，特约请在京的作家、学者撰稿，他们多为70岁左右的老人，吴先生自然也在邀请之列，我们就这样建立了联系。当时，我刚刚开始传记写作，第一个人物是写萧乾先生。萧乾建议我接下来应该写吴祖光和新凤霞的传记。他在信中说：“你写吴祖光、新凤霞伉俪。（1）故事生动（2）资料丰富（3）他们即住在东大桥（4）符合你的侠义标准。”他还特地写了一封信，让我持信去拜访吴祖光夫妇。
我第一次走进了位于北京东大桥的吴家。当时，已有人为他们写过一篇报告文学，我本人的主要精力又放在《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的写作上，为他们写一部传记的设想未能实现，至今颇感遗憾。不过，自那之后，吴家成了我不时前往的地方。上世纪90年代，在吴祖光的帮助下，我完成一篇叙述“二流堂”变迁的长文，并编选了一本相关图书：《依稀碧庐——风风雨雨“二流堂”》。
我喜欢听吴祖光畅谈往事，听他开怀大笑，听他鞭挞时弊。他特别留恋上世纪50年代自己买的那个四合院，不止一次向我提到它。此次整理日记，才从中看到，原来为了购买这个四合院，他花费了许多精力和时间！难怪他对自己被打成“右派分子”后无端失去它而难以释怀，至死耿耿于怀。
吴祖光说话从容不迫，显得儒雅。但说到激动处，他便会嗓门升高，拍打桌子，骂上几句。虽骂人，却极少用脏字，“王八蛋”——是他骂人时用得最多的词。上世纪90年代，年过八旬的吴祖光，仗义执言，为在某超市被非法搜身的一位弱女子打抱不平，撰文予以抨击，结果招惹经年不休的官司纠纷。那两年，每次见面，都会感受到他的侠义和刚烈。官司牵涉他许多精力，但他犹如困兽一般，虽遍体伤痕，精疲力竭，但仍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最终，他的这一举动，赢得舆论的普遍支持，赢得公众的敬重，从而他也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吴祖光先生去世于2003年的春天。半年后，吴公子吴欢先生约我见面，将他父亲的这本日记交给我，委托我予以整理。而我则把整理这本日记，作为对吴先生的最好怀念。
两年多整理日记的过程，加深着我对吴祖光的理解。同时，从关心和帮助这本日记整理的一个个前辈和友人身上，我感受到人们对历史细节的重视，更有对一个逝者的敬重与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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