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余怒晤面，是十四年前的黄昏。我们在一家僻静的小单位食堂里，与他喝酒，听他侃诗。
与他同行的还有另一位青年诗人和几位年轻诗爱者。席间，大家向余怒敬酒。见余怒酒量非同小可，有的便乘机把空酒杯端起，一仰脖子，作痛苦状，余怒呢是来者不拒，连喝了六七杯，直到席罢。第二天我打电话给他，告诉他头天晚上有几个人跟他喝酒，酒杯里根本上没有酒，他开心地笑了：“我知道他们的酒杯里没有酒，权当我自斟自饮吧。”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余怒，余怒的别异。
后来我和余怒成为了好朋友，但他是先锋派诗人，我是传统型诗人。在安庆这座不大的城市里，我们和谐地相处、相交，一切平淡而又不平淡。平淡的是个人生活，不平淡的是诗。安庆自古以来，文风昌盛，有一批在全国有相当影响的诗人，余怒是其中之一。
余怒写诗的年龄很早，大约起笔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此后在《诗歌报月刊》及《湖南文学》等刊物不停地有作品发表。他曾用过“男子”笔名。我第一次接触到“男子”的诗歌，不知是安庆人，以为安庆作为一座闭塞的城市没有人能写出这样先锋的诗。没想到他竟离我这样近，二十分钟的自行车即可到达。80年代末，他和一批勇敢的诗爱者创办了一份民间诗报——《野海诗报》，诗风前卫、大胆，语言几乎没有什么限制，引起了诗坛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当地有关部门的注意，他们以一个莫须有的理由将《野海诗报》查抄了，余怒甚至受到传讯。但余怒的个性一点也没改变，依然写诗，依然写在一般人看来不着边际的诗。这样的一次经历对于余怒来说是一种激发。《野海诗报》停刊前，他创作的长诗《毁灭》被一群人视如获宝，以手抄的形式在安庆的诗人中流传。
但余怒写作真正的拐弯是1992年。那时，余怒开始以藐视的眼光来打量世界了，对诗坛上的创作也不满起来。他将对世界和传统诗歌所有的蔑视都放到了自己的笔名上：余怒。自那时始，诗坛上开始不见了“余敬锋”（余怒原名），却多了一个名叫“余怒”的诗人。在一次诗会上，他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着这样的诗句：“独裁者，阉人，音乐家/ 良医，情侣/ 鲜花贩子// 我一生都在反对/ 水泡冒出水面。”这张名片， 体现出他对伪价值系统的蔑视，余怒对世界的反对令人深思。那次诗会上，大家都觉得这名片很特别，争着索要。他给我的这张名片，我十分珍惜，尽管已搬了四次家，但它犹如抽屉里的镇宝之物，至今仍保存完好。
余怒写作与众不同。他习惯写了一两句，就换一张纸重抄一遍，再写一两句，再重抄一遍，边抄边改，直到满意为止。有时他一晚上要用掉半本稿纸。很多时候，一首诗他都要写上好几个月。所以，他的诗中每一字都能达到刻骨铭心的诗性效果。
1995年的余怒是极不平静的。他患上了皮肤病白癜风。一位俊朗的男子受到这种皮肤病的袭扰，他内心的痛楚可想而知。他听信一位医生的话，天天脱光上衣，站在烈日下暴晒了四个小时。他相信阳光可以穿透皮肤，在人的身体内狂舞起来，进而卷走所有的病毒与晦气。但阳光依然是阳光，皮肤依然是皮肤，二者根本没有沟通的可能。到这年10月，余怒停止了暴晒。也就是这次在烈日下，余怒狂舞的思绪凝结成了一首长诗，他将体内所有疯狂的因素释放出来，前后几个月时间，写就了《猛兽》。这时的余怒感到一种比暴晒更直接的痛快，他自己也称这是有生以来最痛苦最快活的写作。
此后将近一年的时间，余怒再也写不出一个字。直到1996年10月，他写《目睹》、《履历》等诗歌时，这种状况才有所好转，后来又有了长诗《脱轨》、《松弛》的写作。那段时间，我偶尔在街头看到余怒，他都是一副思考的样子。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我们几位诗友经常找个地方侃侃诗，或者打打牌，互相反对一番。余怒的平时为人和他写出的诗大不一样，谦逊平和。他的麻将打得特别好，写诗和打麻将是他业余生活的两大支柱。余怒的写作在安庆有许多崇拜者，老黑、沙马、宋烈毅，也包括我，只要坐到一起，大家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谈到余怒的诗，我们试图弄懂余怒诗歌里的那种模糊性和反语言现象。每逢星期六的晚上，他都要来到安庆师范学院，和白鲸诗社的大学生们聊诗。学生们特别喜欢余怒，喜欢听他讲诗。安庆的一些诗友也加入到这个“诗歌沙龙”里。有一次，余怒向我们描述了他白天所见的一幅情景：两位拉平板车的农民坐在树荫下下象棋，下到后来，为一步棋两人都不肯相让，翻来覆去地走同一步，谁也不肯变换招术。余怒感叹，这样下棋多好玩，没有一点功利色彩，不论输赢。学生们听着他的话题，都觉得余怒很有趣。余怒有着很强烈的平民意识，学生们和他没有距离。那些夜晚，诗歌犹如焰火一样绽放在这群人的心中。
作者单位：安徽《安庆日报》社
邮编：246003
（本栏所有文章为中国南方艺术独家所有，不得转载）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