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小说《兄弟》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当晚，小说作者余华为复旦学子作了名为《文学不是空中楼阁》的讲座。针对《兄弟》此前屡被批为“过于荒诞脱离现实”，他以整场讲座作出回应，并打趣道:“批评听得太多了，今天在复旦总算有说好话的人出来了，还真有点受宠若惊。”为了控制现场人流，此次讲座“凭票入场”。余华幽默风趣的演讲，让有幸获得少数“站票”的学生一站就是两个小时。
聊《兄弟》
现实的荒诞超越文学
把川端康成视为文学启蒙老师的余华，最为推崇的却是荒诞派的马尔克斯。
他认为，之所以会有人批评小说《兄弟》过于荒诞脱离现实，是因为他们对于现实生活中的荒诞洞悉不够而造成的。“这年头，芙蓉姐姐这样的人物都有出场费了，国学辣妹去孔庙‘勾引’孔子，还将之称为‘弘扬国学’……这些无比荒诞的事件，不都上了我们的报章杂志，还成了热点新闻吗？”相比这些荒诞的现实，《兄弟》的荒诞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余华透露，他在清华管理学院任教的朋友看了《兄弟》后曾告诉他，那些去清华念EMBA的老板们，百分之八九十都很像李光头，“这听起来很传奇，但却是现实。”
余华说，李光头与宋超兄弟俩，他更喜欢李光头，因为这一独特的人物是他此前从来没有塑造过的。而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和《兄弟》等诸多作品中，他最喜欢的则是《兄弟》。他装出一副家长的面孔，不无感慨地说：“这都是我的孩子啊。但是有一个老在外面被别人欺负，我能不多疼他一点儿吗？”
荒诞生活才刚刚开始
余华透露，自己在写作《兄弟》前后，更是听到了许多现实生活中关于“结婚”与“离婚”的“荒诞故事”。“《兄弟》出版后，有人把一则新闻报道贴到我的博客上，内容是某地开发区的农民为了获取更多赔款，制造了无数婚姻事件来钻政策的空子。据说，有个80岁的老太太曾三次被当地20多岁的男青年抬去民政局，办理结、离婚手续；一对中年夫妇离婚以后，丈夫怎么也不愿与妻子复婚了，因为这是他多年的夙愿……”
余华认为，中国人有制造“荒诞”的天分，比如他还曾听说过，有个中国母亲移民去瑞典时，为了能把已经成年的亲儿子一起带去，竟然开出了母子俩假结婚的证明。“我们中国人总能想出办法来钻空子，哪怕用荒诞的办法也行。”他预言，“中国的荒诞才刚刚开始。如此荒诞的当代生活如果再延续50年，那么‘荒诞派’必将成为我们文学的主流。”
谈文学
文学产生于精妙细节
在余华看来，怎样的现实产生怎样的文学，文学就如同现实的泥土中长出来的草。“我们常常读到很多新闻报道，记者在叙事之外捎带出来的一两笔细节往往可以成为文学之源。”余华记得，他曾读到过一篇记述两辆卡车相撞的新闻。“记者在新闻末尾添加了一笔，写到公路两旁树木上的无数麻雀被一声巨响震落在地，或昏迷或死亡。这一笔引起读者无限的遐想，便已跨入文学之门。”同样的例子还有记者叙述一位从20楼跳楼的女子在下坠过程中牛仔裤绷裂的报道，“就是那一个细节令读者印象深刻，也是绝妙的文学之笔。”
忆过去一脸伤感
著名作家王安忆当晚三度追问余华，《兄弟》是否他企图与现实和解之作：“你曾亲口说过，写作《活着》是因为你与现实生活关系紧张。”但余华认为，《兄弟》或许没有《活着》那么激烈，但那代表了“我表达与现实之间紧张关系的另一种方式”。
在王安忆的再次追问下，余华表示，如果要说和解，20年后回头来看，“我倒宁愿和上世纪80年代的现实和解。”当时还在鲁迅文学院进修的他，常常与莫言等几位朋友一起去朱伟家里看各种录像带电影……回首那个年代，余华的语气中满是怀旧。
“过了20年就能和解，那只是时间差的问题。那是否意味着，20年后你也将与今日和解？”王安忆显然不依不饶，而余华却表现出一丝伤感。“当一切都成过往，冲突也会成为和谐的记忆。何况80年代的那几次紧张局势，将不同风格的作家们的命运紧密相连。现在大家都散了，各写各的，很少再有机会整个通宵在一起彻谈文学。”
说《活着》
“为何小说不像电影？”
由张艺谋执导、根据余华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活着》拍摄至今已有13个年头，回忆起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时的情景，余华依旧记忆犹新，“我还是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和800多人一起看的首映。当时，看完感觉很失望，马上给张艺谋打电话说，这部电影不用叫《活着》了，因为我强烈感到，电影一点儿也不像我的小说。”
但此后，许多国家却因为这部电影而邀请余华出国访问。对此，他不无调侃地说道：“要知道，请张艺谋那可是很贵的，所以他们很乐意请我这个原著作者，便宜嘛。”
每次出国，主办方都会组织播映电影《活着》，余华因此陪着看了20多遍，“看得腻味透了，但最后我发现，有一个奇迹出现了，我居然不止一次自问：‘为什么我的小说不像这部电影呢’？”
说起出国的经历，余华也谈到了他独特的“混乱审美”：“阿姆斯特丹是我最喜欢的欧洲城市。这个城市有无数自行车，车库里层层叠叠地堆着这些车，路边也横七竖八锁了很多自行车，简直混乱到了不能再‘美’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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