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岛位于瑞典波罗的海岸边，是他的家，他的孤独所在，他的梦工厂——他在此拍出多部名作。
他生于1918年7月14日，死时85岁。
伯格曼、费里尼、黑泽明，这三个名字，构成了战后世界电影艺术的峰巅。现在，他们都死了。
伯格曼以《夏夜的微笑》、《第七封印》、《野草莓》、《呼喊与细语》，以及《芳妮与亚历山大》等伟大作品流芳千古。这些影片很早就在中国小范围放映，可以对任何一个严肃的电影人造成震撼，但无人能够模仿，甚至敢于模仿——也许除了余华，他借用了伯格曼的片名，用于自己的小说《呼喊与细雨》，但发表后旋即改做《在细雨中呼喊》。不如不改。
二十郎当的时候，我们看《第七封印》，求目眩的黑色哲学。人到中年，会看《婚姻场景》，痛悟人生的冷酷，与彻头彻尾的孤独。这也是他一生约50部电影的两大基本主题：凡人与上帝，男性与女性。
他爸爸是路德会的牧师，有一次揍他，反被青壮儿子打倒在地，母亲拉架，又遭他的耳光。他逃离，一生结婚五次，生养九子女，又始终与手下女星保持公开关系，即使在瑞典，许多情事亦为人所不齿。
他拍过很多人心深处丑陋的东西，但在2001年接受路透社采访时，他为自己做了恶中求善的辩解，说：“牲口的屁眼儿里往往长出纯洁的百合花。”
他晚年喜欢同胞卢卡斯·穆迪松（Lukas Moodysson）、亚美尼亚的艾腾·伊格言、俄罗斯的亚历山大·索科洛夫，但最欣赏丹麦的拉斯·冯·蒂埃，他说，自己简直“理解不了，他是多么地有才”。
《纽约时报》在讣闻中称伯格曼为“带摄影机的诗人”。他也是好作家，一直自己写剧本，晚年力衰后，就拿给后辈去拍，比如比利·奥古斯特。
他1988年的自传《魔灯》十分好读，随性而又坦诚，坦诚的有时令人心惊，似乎毫不留情。前述打爸爸，打妈妈，从小到大与众多女性的关系，均在其中。他打乱时间顺序，有时插入整章梦境，也写到死亡。
更为重要的，是其中呈现出的成长历程。他从未上过电影学院，全靠自学成才，《魔灯》在多处提到他所汲取的文学营养，其中包括斯特林堡、莫里哀、莎士比亚，以及希亚尔玛·柏格曼（Hjamar Bergman），也许还有易卜生。
此书简体中文版早有出版，我那本十年前被人借走不还，手头只有远流1991年刘森尧的繁体译本，名《柏格曼自传》。再读，还是好看。
他12岁那年进戏院，在后台帮工多日，看斯特林堡的《梦幻剧》。“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真正领会到剧场表现的魅力。”他写道。
再大些的时候，1932年的夏天，他苦于青春期的性压抑，便闭锁自己，“我不断读书，经常是不知所云，我读的范围还自认为相当的有水准：杜思妥也夫斯基、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福、史威夫特、福楼拜、尼采以及我最心仪的史特林堡。”于是，“我变得不爱讲话，成天摇来晃去，不断咬着指甲。我对自己生命的憎恶则令自己几乎要喘不过气来，我驼着背缩着头走路，一天到晚挨骂，对人生真是悲观到了极点。”
这也难怪，瞧瞧他读的这些书。要是那个夏天有《哈利·波特》——就像今年这个夏天，以及以前的好几个夏天，他会成为怎样的一个英格玛呢？
后来，他入行导戏，“但在写作上实在令人不敢恭维，我那时候的确写得很糟，我极力模仿希亚尔玛·柏格曼和史特林堡两个人的风格，显得矫揉造作而不通顺。”1946年秋，他到哥德堡市立剧院当导演，第一出戏是加缪的《卡利古拉》。三年后，他到巴黎小居三月，期间的“最大收获是发现了莫里哀……一点都不夸张，莫里哀也从此进驻到我的心扉里头，我以前最爱的是史特林堡，现在又多了一个莫里哀，他钻进了我的血液之中。”
1970年，劳伦斯·奥利佛请他到伦敦排演易卜生，“我差不多每天吃早餐的时候都会碰见奥立佛爵爷，他边喝咖啡边和我谈莎士比亚，让我觉得获益匪浅……我慢慢了解到英国演员为什么能够在逆境中脱颖而出，演出不朽的戏剧作品。他们自由自在地生活在传统之中——虚心学习，同时又高傲进取，而且，又是那么的自由自在。”
他很小的时候，有一次被人关在太平间里，独自面对一具年轻漂亮的、赤裸的女尸，这一幕写的活生生的，惊心动魄。巧合的是，伍迪·艾伦也喜欢这一段——当年《魔灯》出英文版，《纽约时报书评》就请了艾伦为这本书写评论。他写了伯格曼给他带来的不断冲击。又一个大师的成长史。
中年的伯格曼动过一次小手术，期间用药过度，在全身麻醉中昏迷了整整六个小时。“在这六个小时之中，我的生命完全不见了，没有梦，没有感觉，时间仿佛停止了……”
他再一次认识到死亡：“那种感觉真神奇，那种现象告诉了我一个讯息，即我们出生到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任何意义，活着本身才是意义，人死了就化为乌有，不再存在，所以也就没有所谓的来世了。”
怀念英格玛·伯格曼（1918－2007），真正的大师。
（致谢：书中引文据《柏格曼自传》，刘森尧译，远流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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