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老牌名导金鸡百花电影节举办个人作品回顾展
电影工业没了，不能全怪辅导金
新京报：你早年在内地念的是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艺术系，这次在电影节办回顾展也算是衣锦还乡了吧，到了台湾后怎么走上电影这条路的？
李行：在大陆时就看过很多中国电影，但年纪小承载不了那么多，我到了台湾以后，继续在师范大学读教育，参加社会的职业剧团演出，也做导演也做演员，才开始消化以前看的电影，发觉这种艺术形式才是我的最爱。
新京报：从事电影工作这么多年，哪位前辈对你影响最大？
李行：费穆，《小城之春》对我的影响很大，第一次看年纪很小，只是觉得很好看。去年不敢去看，怕相差50多年后，这部电影在我心目中不会那么经典了，没想到看完后还是很震撼，我很敬佩他，在那个时代他能拍出这么震撼的电影。
新京报：上世纪60年代末，台湾电影出现了“健康写实主义”，它让台湾电影有了自己的品牌，但也有评论者说“健康写实主义”缺少评判现实的精神，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评价？
李行：那个时候很多人从内地来到台湾，来的时候离乡背井，都很想家，越来越觉得没有回家的希望，直到变成一种社会现象。电影反映现实的东西就要健康，大家已经很苦闷，就不希望把社会的黑暗面再反映给观众。健康写实不是回避现实，而是选择性的写实，这条路走对了，才带领了台湾的电影60年代电影发展，慢慢几十年台湾电影才成长和稳定下来，只是现在台湾电影工业又没了。
新京报：有人说台湾电影工业，是被政府辅导金给毁了？
李行：也不见得是被辅导金给毁的，现在像香港政府对电影也没有辅导金，香港电影就是自生自灭。台湾也有人讽刺辅导金政策，“越辅越倒”，但我觉得政府起码还能关注到电影，虽然给钱不多。现在依赖辅导金可以开拍电影，没有辅导金几乎没有新片开拍，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对或错。
现在年轻的台湾电影人、电影工作者以及电影评论有一种错误的导向，肯定新电影的新导演的个人风格，但忘了市场，忘了观众。话说回来，25年前我拍《原乡人》，就用了3000万，现在辅导金500万，相隔二十几年，物价涨了，500万不是所有电影都够用的，因此不能全怪辅导金。
自己满意不卖钱的电影是不行的
新京报：事实上，现在台湾年轻导演找投资真的很难。
李行：刚起步的年轻导演找投资当然难，像我和谢晋两个老导演都很难找到投资，你们老了，手法观念都老了，又摆谱，我干脆不要伺候你。郭台铭回山西老家，盖了个影城，支持姚淑桦拍《白银帝国》，写山西晋商的故事，投资有1.5亿新台币。姚淑桦的先生跟郭台铭是一起创业的，现在自己的太太做了导演，当然拿钱支持她。有钱人也希望电影会卖钱，卖钱了就不断投资，如果亏钱，当然只有一次了。
新京报：你一直劝现在的年轻人多为观众和投资人考虑，为什么坚持这样的想法。
李行：我拍了一阵自己理想的电影，比如《秋决》，后来也拍琼瑶电影，拍琼瑶小说的风潮还是我带起来的。严格讲，我内心也是想满足自己，不是想满足观众。我现在对年轻人讲，拍电影要多为观众设想，多为投资人设想，不要只拍自己看得懂的电影，他们就会反问，那你当年不是也为了满足你自己，拍了很多你自己很满意的戏，但是不卖钱。我是受过这样的教训的。
新京报：具体是什么样的教训？
李行：其实拍电影要用企业经营的观念来做，先要去做市场调查，看市场对我这个东西接不接受，当时我没这个观念。《秋决》是我自己多年来想要做的东西，做成了很轻松，票房也不错。可能有点觉得自己很厉害，之后的《风从哪里来》想在台湾拍美国西部片的感觉，结果台湾投资人赔得鼻青脸肿。接下来只好找琼瑶去拍她的《彩云飞》，还是投资《风》的老板帮忙，结果大卖。接下来连拍了六七部琼瑶，其实《风》若成功，大家都拍西部牛仔了，看来大部分观众还是喜欢看女学生谈恋爱，所以说我一点都不懂市场。
新京报：说到拍琼瑶就不能不说二秦二林了。
李行：那是拍《心有千千结》时，女主角选甄珍，但邓光荣去美国，于是我先找到秦汉，但他答应一个香港导演去香港拍戏，我说那个戏投资有问题，你先拍我的，拍完再去来得及，但秦汉很固执，很重承诺。于是找了秦祥林，后来才有二秦二林的传奇故事。我拍完了，秦汉那个香港戏还没拍，如果那个时候秦汉冒个险，和香港方面打个招呼，就没有秦祥林了，凡事都讲个机遇。
李安和侯孝贤都很尊崇传统
新京报：很多年轻一点的影迷是通过侯孝贤导演知道您的。
李行：侯孝贤是跟着我成长的，最开始在《心有千千结》当场记，他后来去做副导演，又回到我这写《早安台北》的剧本。其实侯孝贤个人的电影风格是被逼出来的，因为以前他拍电影时，能够控制的资源有限，也没有资金去铺什么摄影轨道之类，比如说联系的餐馆只能给他4个小时拍，到点他必须就要走人，结果他就一直把镜头开着，拍着拍着发现这也是一种个人风格。侯孝贤的艺术成就当然很高，但也不能一味推崇这种电影风格，结果台湾的电影学校都在让学生学习这种拍摄风格，导致不少台湾年轻导演都被禁锢在这条道路上。当年他的《悲情城市》拿金狮奖，我提醒他“高处不胜寒”。
新京报：之前我看过李安导演的采访，他曾说是看你的电影长大的。
李行：李安我跟他不太熟，他的大学教育在台湾，去美国很苦的，太太养他6年，好不容易剧本送台湾得了奖，中影（台湾）给他很少钱他都要拍，但是他都能忍，先争取工作的机会。六年前我到美国参加个人影展，当天李安要搭晚上的飞机到台湾宣传《卧虎藏龙》，但他还是悄悄送了一个花篮，然后坐在下面看完一场戏，然后出现把花篮送给我再去搭飞机。就中国传统文化伦理而言，《卧虎藏龙》已经是很高了，他和侯孝贤都是很尊崇伦理传统的。
新京报：您还没看《色，戒》吧？
李行：《色，戒》周六想去看，没有买到票，这部戏宣传上没花什么钱，新闻也造得很大。他讲过不会拍重复题材的戏，他是一个非常有原则、也尊崇中国传统的人，他能站在国外打出一条路，为中国电影能拼出一条路也是非常好的事情。
记者手记
李行是谁？李安你总知道吧，他说自己是看着李行电影长大的，深受其影响。侯孝贤你知道吧，当初在李行手下从场记做到副导演，最后凭《悲情城市》拿到了金狮奖。李行可以说是台湾现代电影业开创者之一，以《街头巷尾》开创“健康写实”主义，一生拍摄60余部电影，这在华人导演都是少见的。李行不仅多产，而且还“霸占”金马奖多年，所拍作品中既有个人风格浓重，也有琼瑶片这样的商业制作。这次在苏州金鸡百花电影节上，李行举办了自己在大陆的首次个人影展，年近80的他还是一口江浙味很重的普通话，谈古论今。他敢说敢言“琼瑶的爱情小说总是太荒唐”、“当年侯孝贤拿金狮，我就提醒他高处不胜寒”。不过他说得最多的还是“年轻人拍电影不能只顾个人风格，不顾观众”，因为台湾电影衰落，在他心中一直隐隐作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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