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借长篇小说《张居正》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著名作家熊召政，时隔7年，今年又准备动笔写“大部头”了。这一次，他将笔端对准了北宋，准备再度以长篇历史小说来揭示北宋灭亡的缘由。
11日，这位湖北省作协副主席随中国作协采访团来到成都，聚焦四川旅游业的灾后重建。记者“逮”住了熊召政，和他聊起有关文学的那些事儿。
“多难”人尽皆知，应着力挖掘怎样努力“兴邦”
记：这次行程结束后，作家们都要为四川灾后重建著文，你准备以怎样的角度切入？
熊：温家宝总理说过“多难兴邦”。我发现，现在太多的地震文学还停留在描写“多难”上。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这大家都知道，但读者可能更关心地震后四川人民在“兴邦”上作出的努力，这才是现在进行时，值得作家从中挖掘出更多东西。我更愿意从灾难后灾区人民怎样治疗心理创伤这个角度，去审视一些东西。
记：有没有考虑以地震为题材写一部长篇小说？
熊：我看了一些地震题材的文学作品，总觉得那部最打动人心的作品一定还在创作中。文学再创造是一项艰苦的工作，需要作家对灾难有深入而独特的理解，站得远一些，或许更清晰。另外，作家一定要有创作冲动才能下笔，我这次来四川，就是为了寻找自己的那份创作冲动。
我现在的诗已失天真，我的作品能占领年轻人的长辈
记：您曾因诗歌在文坛一举成名，后来却转行写小说。你是预料到了诗歌会渐渐边缘化？
熊：不久前，我在《诗刊》6月号上发表了16首诗，不少评论家夸我“宝刀不老”。一开始我自己也很满意，但把20多岁写的诗找出来对比，却感觉沮丧。年轻时的诗特别纯粹、热烈，还有一种特别的敏感，就好像蜘蛛的腿，哪怕一丝微风都能震动它。现在的诗，写山水、写心灵的多了，辞藻也精致华丽，却找不到当年的本色与天真。
我后来写小说，正是因为在诗歌上很难开掘出新的表现形式。当然，由于时代口味和文学承担的责任在近30年发生了巨大改变，传播方式的改变也注定了文学的萎缩。首当其冲的就是诗歌和报告文学。
记：如今网络文学异军突起，你怎样看？
熊：我20多岁走上文坛，也就是现在“80后”的年龄，但我当时并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创作和前辈作家有本质上的不同，顶多是文字上更偏激一些，但文学使命感与责任心犹在。但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已经没有这样的东西了。我一直认为，网络不会让文学本身发生改变，这只是传输方式的改变，每个人都能通过网络找到读者，这不是一件坏事。但实际上，文学神圣庄重的一面在网络上被削弱，它对文学提出了新要求。
记：你怎么与网络写手或年轻作家争夺读者？
熊：我先占领年轻人的长辈。这是一个更固定更有实力的消费读者群，通过他们也可以影响年轻一代。此外，我的写作心态比年轻时有了明显改变，当年是想写就写，现在我更多考虑写作时内心感动与否，以及读者感不感兴趣。
我把从商时所受的折磨，化为文学的诉求
记：拍电视片，经营自己的影视传媒公司……这是否意味写作已成为你的“副业”？
熊：当然不是，我从根子上说还是一个文人，拍片子是写作的“副产品”。2002年写完《张居正》后，我就开始构思下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并为此看了很多书，走了很多地方。今年10月我就准备动笔写这部关于北宋的历史小说。在一边走一边看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好点子，就把它们拍成了电视片，比如我正在拍的10集电视片《中国古桥》。
记：那么你怎样在文学和商业之间找到平衡？
熊：作家不受折磨，就出不了作品，我把在从商过程中受到的折磨，化为文学的诉求，这就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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