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列松的新闻摄影和周海婴的私人照片，分别留取了1949年前后的中国的真相。同一座城市，同样的市民，在布列松那里，我们看见时代崩解，政权的胜败；在周海婴那里，生活之流并未切断，战时的纷乱过去了，日后的政治严寒尚未到来，民国的上海，风神如昔。甚至在我60年代的童年记忆中，海婴拍摄的人物与弄堂，几乎未变：街坊邻居住满老上海市民，彩车上的肌肉男仍是游行队伍的看点，被路人围观仰望，殷实家庭的琐碎讲究和婚宴扮相残存着民国的余绪，宗教仪式已被禁止，我不记得儿时见过牧师与信众出入教堂，但始于1959年的饥荒年代，我家弄堂口也常坐着来自皖北饿乡的乞丐……是“文革”中断并扫荡了所有人的面目神情和生活方式。只消略一翻阅《老照片》系列，不算清末民初那一段，中国无数照片中人文样貌所呈示的裂变，始于1966年，其时海婴将届不惑之年，儿女成群，很少拍照了——晚年的海婴重拾摄影，有一幅胡风之子与胡风遗孀的家庭照：重聚的一瞬，隔代沧桑，鲁迅的公子拍摄了鲁迅的学生的公子。海婴早岁摄影的欣然纯真消失了，唯余老来的凝视——在海婴私人相册中，共和国初年的明快影像已是遥远的斑痕。
永逝的50年代，永逝的老上海。我猜，布列松会乐意看看这批照片，欣然核对他曾短暂游荡的这座城。由文学而著名的鲁迅嘱咐孩子莫做“空头文学家”，由父亲而著名的海婴，毕生谦抑，藏着自以为无用的“记忆”，未敢示人，以至不知其珍贵。这对著名的父子各自见证了嬗变的时代，两代之隔的言说方式，则分别选择了嬗变的媒介：在书写时代，因苦闷而呐喊的慈悲心，鲁迅以入木三分的文学描述清末民初的众生相；在影像时代，因善良而观看的好奇心，海婴悄然自喜，沉溺摄影，留取民国末年接连共和国之间的韶光。海婴先生过世了，他早就完成的遗作，就是我们有幸面对的这些照片。
毕生承受鲁迅的盛名，同时，长期被权力，也被公众，有意无意摈除在这份被剥夺、被掌控的文化遗产之外。晚岁，海婴从《我与鲁迅七十年》的书写中抬起头来，正视自己，并获得正视；暮年，海婴含笑拿出这份被他自谦为业余的、封尘60年的照片。有如一组迟迟告白的心事，一幕被隐藏的剧情，在这批意外出现的照片中，我窥见唯父子间才会牵连的内在理由。
我说不出这是何种理由。做鲁迅的儿子，难有作为，无须作为。临终前的海婴，竟是这样地带着一份自己的作品，回向父亲身边。
2011年9月1日写在北京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