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江青，在红色年代与“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爱人”同名，深受其苦，亲友更因此蒙受诸多不白之冤。命运播迁下，她变身成为国民党治下台湾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后退出影坛，漂泊美国，回归舞蹈艺术。80年代，陈丹青出国，在纽约结识江青。4月27日晚，两人坐一块，从“江青”这名字说起，聊聊往事，聊聊艺术。
陈丹青，1953年生于上海，1970年至1978年辗转赣南与苏北农村插队落户，其间自习绘画。1978年以同等学力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1980年毕业留校，1982年赴纽约定居，自由职业画家。2000年回国，现定居北京。早年作《西藏组画》，近十年作并置系列及书籍静物系列。业余写作，出版文集有：《纽约琐记》《多余的素材》《退步集》《退步集续编》《归国十年》等。
陈丹青：当我80年代去到纽约的时候，我很高兴认识了一群台湾来的朋友，他们大约跟我年龄相仿，或者略大我半代、一代的样子。 这里面江青是个特别特殊的例子，因为她不是从香港过去，也不是从台湾过去的。她1956年到62年在北京舞蹈学院，当时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她跟我们的出身是一样的，岁数略大于我。然后她遭遇了一系列变化，这个变化她今天会告诉大家。在她身上就是一个共和国的少女遭遇的命运，有悲有喜，整个说出来以后她是一个传奇，而她传奇里面最传奇的就是她的名字——江青。
江青：我用这个名字已经59年，可是我还是有麻烦，16岁的时候，我去香港。香港人念江是king，我17岁到台湾去拍电影的时候，那个时候警备总部就觉得很奇怪，就问我为什么会用这个名字？最后这个姓也是麻烦。在6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有另外一个江青。1966年，我演琼瑶的电影《几度夕阳红》，这是最早的时候演的电影。67年得了金马奖。那个时候那个江青整天在报纸上、新闻上，当天晚上我就到朋友家里吃饭，就听到广播又是江青江青，我说对面的江青太麻烦了。结果一推门进去才知道我得了金马奖。
1986年我头一次看到一个报道，就是报道台湾的历届金马奖，我是第五届拿的，那个时候就出现江青的名字。我想好，现在我可以松绑了。1987年的时候我又到全国八个城市演出，包括拉萨、北京、上海这些城市。那个时候刚刚改革开放，大家都要自负盈亏，就觉得我这个名字非常有利于宣传，到处都是江青，你这个名字我们宣传出来容易，大家过目不忘。就为了市场需要。我想我一辈子大概就是这一次占了一点点便宜，扬眉吐气。
因为我用江青这个名字，我拿不到中国的签证。 文革刚刚结束，我非常想回中国看我家里的亲人，看看老师和同学。就是因为我用江青这个名字，我拿不到中国的签证。托人都没有办法，我跟联合国驻纽约的人也很熟，我要他们打听到底怎么回事，没有消息，反正你递的申请没有下文。后来他们说我们替你打听吧，就是你这个名字，你不改名的话绝对没有办法。后来联合国的人帮我填了一个表，就叫彭贝克，就拿到了签证。
江青：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江青：这张照片我一定要跟你们解释。这个是我在巴黎香榭里舍戏院演出，一到那边以后，艺术节的负责人就跟我说，你要不要请大使馆的人来看。我是美国籍，所以我去那边演出的时候是列在美国之下。可是我又觉得非常不好意思，我问他你是说哪国大使。他就说中国大使馆就在香榭里舍后边。他们的后门对着中国大使馆的前门。跑一趟，就到后头去。我才明白他指的是中国大使馆。我当然也很希望请他们来看演出。我就打电话去，他们说你找哪位啊？我说我是搞舞蹈的，姓江，后边那个名字我不敢连着说是江青。我说是青。有三点水吗？我一直说没有没有。我就是在前边明天就要演出的江青舞蹈团的团长。他们接电话的人就笑起来了。
我说我能不能见见你们这边的文化参赞？他说我安排你们见一下吧。后来我就问文化参赞，他说我们一直以为在演闹剧。因为很多很多法国比较左派的人常常到大使馆门口去游行，因为那个江青刚刚被抓起来，大家以为人家在演火爆剧。他说我们老早看到你的海报了，怎么会是这么巧的事情。我说你们明天来不来？他说你代表美国，我们明天不能来，我们看下一场。他们就没有看第一场，看的第二场。
演完了以后，我就问他们，他说现代舞我们没有接触过，你这么多年年纪也不小了，技术也不错。有一个人就说有一个舞我看懂了，我说哪个舞？他说《深》。那个穿白衣服的就代表了中国人民，其他四个戴花脸具的就代表了万恶的四人帮。这个舞蹈最后的时候我是把脸具拿下来，他说一拿下来以后，人民站起来了，明白了真相。他越讲越兴奋，越讲越大声，是一个年轻人，每个人都在点头。
后来他们一定问我当时创作的背景是什么样？我觉得他们这样子解释也很好，就说搞现代舞的人就是希望每个人的经验不同，他所做的结论或者诠释不同。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江青：我这个名字好像就是一个测温器，测量中国的政治气候
江青：江青我前前后后太多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故事。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这几段。
我1984年生了孩子，我跟我先生一定找一个名字，就是瑞典文和汉语完全同样的发音，我们给他起的名字汉宁，跟瑞典文发音一样的。我在书最后一册写，我说我多么希望一切都是安宁的。在我们的国家里。可是这个愿望并没有像我书中写的，这本书我刚刚写完之前她自杀了。后来我说江青已经自杀了，从此以后我希望我的故事不再延续。我到最后都觉得我这个名字好像就是一个测温器，测量中国的政治气候。
结果没有想到，2008年我在国家大剧院做一个歌剧，谭盾作曲的歌剧《茶》，我自己担任导演，也担任编舞，还担任了舞美设计，那是我07年在瑞典排的时候中国演出公司派人到瑞典皇家歌剧院去看的。他们就邀请我说中国缺少一个都是中国人做的剧，因为谭盾作曲嘛，变成奥运的重点项目。
我排练的很紧张，日日夜夜，最后一个星期我一个朋友跟我说，满街都是《茶》的宣传海报，就是看不到你的名字。我说不可能吧，你拿着我看。江青用的是拼音，不是中文。就问负责人，我说起码对我有个尊重吧，你们请我来的，不能登我的名字，你们应该老早知道。非常期间，敏感期间，因为奥运。我说你早知道这个节目在奥运期间，当初怎么没有想到？我说有没有文件规定不能用这个名字？没有，什么都没有。我说你们给我签的合同是用中文签的。后来上演的时候我不肯上台谢幕。
陈丹青：每一个电线杆，每一个小墙贴着“美国共产党纪念江青逝世”
陈丹青：大家愿不愿意叫一声江青，你好。 另外一个在江青1991年死了，死的时候我在洛杉矶，我跟一帮中国艺术家在那画画，晚上去看一个意大利的电影，然后互相转告洛杉矶时报头条江青自杀了。我们也没有太惊讶，就排队进电影院。结果就发现一个中年妇女手上那着很多传单，每一张传单上印着《红色娘子军》的剧照，还有江青的大照片。所以你们俩都跟电影有关，跟舞蹈有关。一张张发给我们。然后一看到几张中文脸，她就问英文问我们，她死了，你们怎么看这个人？我觉得每个人都回避她，我们每个人也回避那个江青。她拉我袖子，我轻轻的挣开，我不愿意谈这个话题。有一个同学就说，你知道江青害死多少人吗？这个妇女勃然大怒，你们为什么都这样想她？她说她是真正的革命者，我们美国妇女爱她。眼泪都下去了，非常恳切、愤怒，而且不理解。但是我们都很冷漠，进场。等电影散场我走过那个小墙的时候，每一个电线杆，每一个小墙贴着“美国共产党纪念江青逝世”。都是用《红色娘子军》的剧照。这是1991年我的记忆。
江青：最后一次是两个星期以后过清明之前，我准备开始买票来这边为新书出版。出版社说你先不要买票，又有问题了。我一下子知道又是我的名字。
同学：我原名叫李扬，我小学时候我同班同学也有一个叫李扬的，我年级里头有人叫李扬，很困扰，觉得很俗，就想要不要加一个字。我妈妈就问我要加什么字？开始给我起的叫李瀚扬，说句实在话，我小时候太懒了，觉得那个字太难写了，李扬本来很简单，比较难写，后来换了好多个字，最后叫伯。我一看这个字笔划挺少，又是老大的意思，我就叫李伯扬。从六年级开始我就叫李伯扬。那个伯是大伯的伯，后来大家都管我叫大伯。我欣然接受了，因为我比较开朗，叫大伯。到我工作2011年，我一个小侄女要起名字，我妈妈也跟着去，老先生说我这个李伯扬不好，缺木，缺水，给我改叫李伯涵，说我这个人脾气暴躁，没有内涵。
陈丹青：我想借用我老师木心先生的一句话，他说天才的第一特征就是逃
陈丹青：你跟她的经历不一样。你知道50后有多少困扰吗，同名同姓，李建国全国有几万。我想我们找不到另外一个叫江青的故事。
再往下江青会进入一个她一生的回顾，就用一个字来概括。什么字呢？我想借用我老师木心先生的一句话，他说天才的第一特征就是逃。现在她来介绍她一生是怎么逃离，逃离一个地方，逃离一种情况。
江青：对我来讲从上海跑到北京去是逃
江青：我讲一下我在上海10岁的时候就小学毕业了到北京。考舞蹈学院很多故事，也不是很重要。我10岁坐火车从上海到北京，那个时候是两天一夜的时间，家里都不愿意我那么小离开家。然后开家庭会议要我表态，我就说我坚决要到北京去。
原因是我的外公在1954年9月30号，我陪他登楼庆祝十一国庆节的时候，有公安人员请他下来，我外公的脸色非常不好，我跟着他拼命的跑，跑到弄堂口的时候，他们给他戴上了手铐。从他这个事情开始以后，我们家里头天翻地覆的变化。我的舅舅那个时候在南开大学物理系也被开出了，我妈妈也被隔离审查，从学校校长变成普通教员，我所有的舅舅、阿姨都不能报考大学，因为家庭成分是历史反革命。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后来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因为我觉得自己抬不起头来，尤其我是校长的女儿，学校是外公的。我觉得每个人都在点点戳戳，当时大家唱镇压反革命，大家一条心，我都会唱。什么人民敌人是豺狼，不许你反革命，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因为对我的印象太深了，人家一唱，我就觉得是对我唱的，而且又看到这些镇压反革命的标语，我就触目惊心。
我到了北京以后，我一直是三好学生，功课好，学习好，思想好，动员我入团。可是入团的时候，共青团员你一定要填表，要查全家三代。我一定要填我外公是历史反革命，他在监狱里被判了十年。我就每次讲我改造的还不够彻底，我不申请入团。
对我来讲从上海跑到北京去是逃，我文章里头有一段，我念一下：我心中有数，申请入团必须在入团申请书上填写直属亲属的历史背景和目前状况，也就是清查三代。而外公被判出历史反革命，却是那些年中成了我心病的秘密天机，天机是无论如何都不可以泄露的。于是我用自我改造还不够彻底，不符合共青团员的标准做借口，一次又一次未将信交出去而守住了天机。天机不可泄漏是因为我不能够在带着这个污点在北京生活，小学在上海的那最后的几年，我已经尝够了那种抬不起头，直不起腰，比旁边低几等的滋味。
现在回想那年，我那么急切的要离开家，离开上海，在潜意识中恐怕这也是主要的原因。虽然我一直对自己都不肯，也不敢承认，因为我是那样的敬爱外公，强烈的内疚感使我无法承认是由于自己没有勇气面对现实环境，而冠冕堂皇的选择了逃这条路。
逃可以使我甩掉那粘在我脸上的污点，抹掉那刻在我心上的疤痕，摆脱掉那令我感到耻辱的环境，在一个新环境中我将又是干净清白的。这是我10岁的一个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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