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问起背乡离井的原委，虽然人人都基于不同的理由，但归根到底还是和逃分不开
江青：我就讲讲我的第二次逃。因为无数的人都问我，我是1961年底、62年初从北京舞蹈学院，六年级差半年就毕业的时候到了香港。那个时候，我母亲1957年到了香港，我就变成了侨生，实际我不是侨生。可是我父亲1949年以后就没有再回国，我母亲很复杂，她去了几次，我妈妈是民主党派的，民革，每次都要动员我父亲回国。
到我外公出事以后，我母亲就发现我们没有可能在国内受教育。她最后一次带着我两个弟弟到香港的时候，到北京舞蹈学院带着我跟她一起走，可是舞蹈学校的老师觉得应该让我决定，到底是不是去香港。我去了香港几次，我觉得香港是个殖民主义的，好像中国人是二等公民，所以我没有留在那。
一直到1962年寒假的时候我去了。我知道半年毕业以后我就不是学生的身份，不是学生的身份，就要在公安局办理正式的出境手续，我也意识到那是我最后一次看望家里人。我去的时候没有打算不回北京，我把所有的东西存在储藏室。那时候已经开始想到祖国最需要我的地方去，完全服从分配。
我去了香港以后，我的父母就一直跟我谈，你这次回去毕业以后就永远看不到我们了。最主要的是我下边还有三个弟弟。当时那个时代如果你有直属亲属在红色大陆的话，那些弟弟是不能够出国得到西方国家的签证。他们就觉得我非常自私，好像为了自己的兴趣回中国，而不考虑我弟弟将来的前途。
那时候我在中国完全是有新中国小主人翁的自豪感，所以我完全没有考虑。我父亲后来非常生气，把我的回乡证和火车票全都没收了。没收以后我还绝食，躺在床上不起来。一直到我母亲怕我出事，就说你自己决定，你还是回去吧。那个时候她还给我的时候已经过了学校寒假期限。我不晓得应该怎么办，我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舞蹈学院。他们给了我一封信，说你什么都不要带，某天某日到某个固定的地点去有人可以帮我领回国。那个时候我逃难逃到电影院。
我把这一段念一下：现在我终于又可以回校了，可是我却害怕起来。我害怕，怕我必须公开坦白寒假后直回学校报道的原委；我害怕，我不会也不能撒谎；我害怕，怕学校在我讲实话后要我表态，坚决和家庭划清界限；我害怕，怕我做不到，我爱他们；我害怕，怕我过不了关，那么前途呢？我害怕，怕我的弟弟们将因为我而不能够出国学习，造成和我的的舅舅们一样的命运。舅舅们入学无门是因为不能改变的家庭成分，而他们却是因为可以改变的我。我害怕，怕我妈妈湿润的眼睛，父亲灰蒙蒙的脸。我害怕，左我也怕，右我也怕，上也怕，下也怕。怕来怕去，我究竟怕的是什么？难道怕的是自己？一年级经受住学业的压力和生活的孤苦，我没逃。困难时期，长年累月的生活在饿慌的状况下我没逃。脚疾导致面临退学改行我咬牙顶过来了，我没逃。现在呢？某日某时我没有到指定的地点去和不知姓名的某人碰头，我又逃进了电影院，坐在黑暗的观众位下，眼睛对着看不懂的画面。是的，现在我承认我逃了，我算逃兵吗？我问自己，回答的只是哭声。这些年来，住在国外，往往会碰到别人问起什么原因促使你逃离中国？逃字一出，总使我感到刺耳，有时想来还会引起一阵心酸。逃字连带下去的无非是逃生、逃难、逃避、逃跑、逃犯、逃兵、逃学、逃税、逃亡，给人的知觉永远个贬义词，与不太平，不光明磊落，不光彩，不争气，诸如此类的形象有关。
这些年来，我足迹几乎遍达世界各地，见到的是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没有人会说自己是逃离本土，而是用移民两个字。但移民背后的实质呢？我所接触到的中国人，不管是旧华侨或者新移民，也无论个人在从前和现在从事何种工作，要是问起背乡离井的原委，虽然人人都基于不同的理由，但归根到底还是和逃分不开。
多少代了，中国人仍然逃不了不民主的政治环境和不和谐的社会给人们带来的命运。如果人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无非自由自在的呼吸，当然必须更换环境，移到另一块原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去，重新适应、生存。移植树木、花草、肾脏、眼角膜，都是一种艰辛复杂而又痛苦的过程。但移植后的最终又将是怎样的呢？我不知道，命运本来就是摇篮，永远在那里摇啊摇，摇到也许这个问号是我今生都无法答复的。
这是我写母校的最后一段。
陈丹青：那时候你多大？
江青：16岁。
江青：我是17岁进的电影界，七年过了一个公众眼皮下的生活，所以我决心要逃
江青：我最后一次逃是24岁。我逃完全是个人的原因，我当时的婚变香港、台湾都出了号外。我觉得在谣言满天飞的状况下，我自己在影剧界七年，自己一直生活在一个动物园里头，或者是一个金鱼钢里，完全没有私生活。我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故事，我决心离开电影界，那年我24岁。我是17岁进的电影界，七年过了一个公众眼皮下的生活，所以我决心要逃。
当时我决心离香港、台湾越远的地方越好，所以我去了美国。我去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语言能力，拿了飞机票就走了，实际上也是一个逃。每个人都以为我只是做一下姿态，等新闻的高潮过去以后，我又会再回来。可是我当时是决心离开那个环境。
我念一下我当时的心情。这一切的变化太大了，虽然是自己的选择，但没有人认识的陌生环境，一切重新开始，但仅仅在一瞬间我从云端滑入到谷底，从万人仰慕的明星沦为处处被人驱赶，任人踩搭的小角色，从社会的焦点人物转换为无人搭理的哑巴，从拥有事业、名誉、家庭、孩子、爱情，变成一文不名，一无所有。对这种滑落的幅度和速度，我心里上毫无准备，一下子便要面对滑落后的现实。现实毕竟是残酷无情的，一段时间下来，我开始渐渐的认识到一个人对环境适应的沉重，面对现实求生存的勇气和忍受寂寞的耐力都是在不断的磨炼中增加的。接受一种提高，是人生一种成长的过程。
江青：就是因为这个不断的逃，我编了一个现代舞，就是《阳关》
江青：我到了美国以后，就是因为这个不断的逃，我编了一个现代舞，就是《阳关》，这个舞我编好了以后一直动作不改一直到今天为止。我当然现在不上台了，可是我还是这样，我就要讲一讲阳关。
阳关作品中所抒发的可以说是我这一部分的生活经验和感思的重现。1956年，别离上海的亲人到北京。1962年，别离故土到香港。1970年别离幼子到美国。这一系列的别离都曾使我深陷不同样的莫名的哀思中，同时每一次环境上的变迁都使自己倍尝在异乡的空虚和渺茫。一方面，阳关可以抒发我个人和凡人都会有的对人、对时、对地、对事以及对物的别愁离绪的情怀。在另一方面，对我更重要的是阳关在抽象的意念上代表了生命之转折点，相信每个人在生命之旅中，无论是心旅、行旅或者征旅都有不少次在不同层次和不同程度上的转折。
这就是我对自己逃的回顾。
陈丹青：这个国家在进步，出国是一个可以坦然谈论的事情
陈丹青：在座的同学一定已经有人在计划将来出国去留学，或者去工作。我回来这十来年，每年都会有若干年轻来问我，陈老师，你看我要不要去留学，我到哪个地方去。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每次经过美领馆，日本领馆，欧洲哪个的领事馆，看到很多年轻人排队在那签证，我总是会非常感慨，终于这个国家在进步，出国是一个可以坦然谈论的事情，也可以直径去做的事情。
可是在我们出国的年代，尤其在江青女士的时代，非常非常艰难，非常危险，而且非常纠葛。你对自己走的每一步都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很可能就是不断的恐惧，她刚才说了很多我怕我怕。这种恐惧，这种疑虑、艰难到这一代人身上终于没有了，你们当然有别的恐惧，也有别的疑虑，去了以后经济情况怎么样，我这笔钱那里来，能不能拿到签证。但是出国本身这件事已经回归到一个正常的情况。
江青：那个时候如果申请以后万一没有被批准，将来我知道在舞蹈界出国就没有机会，评级评分也评不上去。我就知道如果我毕业以后，我绝对不会申请出国这件事。
陈丹青：出国还只是第一步，出国之后你怎么生存下去，你当时为了出国这个理想在哪里，你能不能追到它，能不能实现它？一系列的问题。但当初这一步非常关键，这一步在江青女士时代，四五十年前真是不可想象。我相信这个经历很多人应该写出来，让你们珍惜今天的处境。现在已经快要八点半了，大家有兴趣跟江青对话吗？
陈丹青：以我的性格，我不会去问一个比我大三四十岁的人，请你告诉我，我要学东方我怎么学
同学：先问陈老师一个问题，八五新潮让中国人民了解到国外的新思潮，但是在我现在来看，八五新潮对中国产生某种荼毒，我学的这些东西完全是西方的，完全西化，我认为我在798看到的那些艺术作品虽然他们拍的很贵，他们也得到很大的承认，但是我认为它是西方的话语体系讲西方的市场，荼毒很深。我抽离出来觉得不应该这样，我们可以用它的一些艺术方式说话，但是我要讲的还是东方的东西。你怎么看八五新潮对我们国家艺术，包括文化、包括电影的影响。
陈丹青：你觉得这张剧照怎么样？
同学：很美。
陈丹青：这个动作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
同学：无所谓，它是世界的。
陈丹青：行了，已经回答你刚才这个问题了。八五新潮是走向世界，变成世界的第一步，你说你要学东方，你指东方哪个国家？
同学：我们国家，我是中国人。
陈丹青：中国的具体什么？
同学：儒道墨的思想，哲学的来指导我的艺术。
陈丹青：我没意见，希望你能够学到。
同学：在我们当代艺术创作中，把东方的东西传承下去，如何看待东方和西方冲突与碰撞，两位青老师，对于我们现在创作的人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作出一个什么样的风格、线路的作品，走什么样的路？
陈丹青：我现在亦步亦趋在学西方，我的油画，我学的还不够，远远不够。但是有个活例子在这，就是江青，她从上北京舞蹈学院，然后到香港，然后又到纽约组团江青舞蹈团，你问问她，她怎么把东方的舞蹈美和西方现代舞搁在一块，阳关、阳关就是中国的词，西方没有一个舞蹈名字叫《阳关》。此外她在动作上，她在美学上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她常年呆在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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