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和钱锺书展开读书竞赛，比比谁读的书多。1935年年终统计，两人所读的册数不相上下。换个角度看，杨绛还是输给了钱锺书:杨绛读的多是小册子，钱锺书读的多是大部头；杨绛把中文书也计算在内，钱锺书只计算外文书；杨绛除开诗词，一般不重读，钱锺书有的书要看上几遍，他的体会是:“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许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会发现。”杨绛很少做读书笔记，钱锺书不仅做，还做得十分详细。杨绛在比赛结果的统计上，显然耍了一点无赖，自作聪明、无伤大雅的赖。
1937年夏，钱锺书通过论文答辩，取得牛津大学文学学士文凭。总结两年的得失，他觉得为学位而读，错过了许多想看的书，读了许多不必看的书，实在不划算。钱锺书引用一位英国学者的话自嘲:“文学学士，就是对文学无识无知。”因此，夫妇俩秋季从牛津大学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就学乖了，虽然注了册，交了费，并不积极上课，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按自己规定的课程自学。
钱锺书注重的是学问，他阅读面极广，仅就语种来说，除中文外，又有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杨绛因为女儿圆圆出世，要带孩子，精力不够，重点只放在法文。到巴黎初期，杨绛和钱锺书共同读过一本法文小说: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杨绛法文基础优于钱锺书，生字比他少，但是一年后，钱锺书的法文水平就远远超过了杨绛。杨绛后来自我解嘲，说她的法文知识就像钱锺书《围城》里的某太太，“生小孩儿都忘了”。
杨绛就这样一路旁听，一路自修。“心同野鹤与尘远，诗似冰壶彻底清。”难得有这样一份清明，难得有这样一处幽静。杨绛在清华没能拿到硕士学位，在牛津和巴黎也没有攻读任何学位；她要的是真才实学，不是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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