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炉》出来之后，我就跑了很多地方。在陕南和湖北、四川交界的地方跑了十几个县，又跑到甘肃，几个贫困的地方。我觉得在下面跑过瘾。人在城市呆得时间长了，容易麻痹或者是容易变成另一种生活状态了。中国社会底层到底是怎么样的，过一段时间就得去看一下。就像了解中国现代的东西，我会到北京、到上海去看一看；了解中国社会底层的东西，到贫困的一些乡跑一跑。这样，起码中国社会是鲜活的。写空了的心里就慢慢充实了，就有东西要写。
记者：您写《古炉》，想告诉读者些什么？
贾平凹：就从一个最偏僻的小村子写起，说这里发生的人和人之间的一些事情。作家不是做事件的正确与否这个评价，人的问题，人性的问题，这是作家最感兴趣的地方。其实大的运动一旦到了底层的时候，它就没有政治了，都是个人的恩怨，个人的仇恨，个人的小仇小恨纠结在一起。你能看出人性的东西。
我们的目光要健全，要有自己的信念，坚信有爱，有温暖，有光明，而不要笔走偏锋，只写黑暗的、丑恶的，要写出冷漠中的温暖，恶狠中的柔软，毁灭中的希望。中国人生活得可能不自在，西方人生活得也可能不自在，任何时候，人类的生存都存在着物质和精神的困境，而重要的是在困境中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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