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个人和时代的忧伤粘在一块儿，就成了

　　贾平凹：1952年生，陕西丹凤县人，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从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后从事专业创作，目前已出版的作品有《商州》、《浮躁》、《废都》、《怀念狼》、《白夜》、《土门》、《秦腔》、《高兴》、《古炉》等13部长篇小说。其中《浮躁》获1988年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废都》获1997年法国费米娜文学奖；《秦腔》获2008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八十年代是文学的盛世，中国内地文坛涌现出众多闪亮的名字，这些名字构成了当代汉语写作的景观和骨架。三十年过去，这些当初以“作家”之名出现的人，被社会脉动、经济流变裹挟，他们成了这个时代碎片生存中的模型或面具，他们变成了商人、电影人、音乐人……有的人还是作家。

　　“作家访谈录”着眼于这些身份发生裂变的作家，试图从他们身上，梳理和展现曾经的时代书写者的个体命运和时代痕迹，而这无疑也是文学的命运。我们该如何看待刚过去的几十年中的文学和中国？他们与文学并肩同行或渐行渐远的三十年，会给今天以怎样的启示？

　　说起陕西文学，大家都唠叨三个人的名字，路遥、贾平凹、陈忠实。作为“陕军”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创作都扎根于西北农村。其中最备受争议的作家，非贾平凹莫属。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失语、压抑笼罩在知识分子头顶，写完《商州》系列的贾平凹敏锐地捕捉到社会气氛与个体情绪，40多天里写出一部44万字的《废都》。

　　因为大尺度写作，《废都》被贴上了“当代《金瓶梅》”的标签，出版后迅速被“炒”得昏天黑地。半年后《废都》被禁。

　　《废都》让贾平凹声名大噪。从那以后，贾平凹每出一本小说都叫好叫座。在日渐繁荣的艺术市场里，他的字画更是如鱼得水，一幅字从几千升至几万。

　　今年8月，贾平凹到广州领取“首届南方(国际)文学周·经典致敬”之“最具国际影响中国作家”奖，促成了本次采访。

　　初见贾平凹，感觉比旧照上要清瘦，询问之下才知道他“一年下来，每天走湖一小时，瘦了十斤。”当南都记者开玩笑地问他“会不会有一天离开陕西？”他霎时认真起来，放下手中的烟，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你，声音突然拉高，“到哪人家谁要呢么？没人要。首先吃饭问题解决不了，吃的不行不自在。”

　　贾平凹爱吃面。抵穗第一天还得应酬吃粤菜，第二天他推掉了主办方安排的餐厅，拉着南都记者以及一拨朋友去找陕西馆子。吃下了一盘大号的炒刀削面后，才舒心起来。

　　现在，只要贾平凹不外出活动，基本上都呆在西安城里的工作室。写作，写字，画画，见朋友。“所以要说是个好丈夫，咱谈不上，一天到晚忙自己。好父亲就更谈不上，因为我走的时候小女儿已经走了，我回去她已经睡了。家里任何事情我都没管过，就包括小孩生病啊、学校开会啊我都没参与过。”贾平凹说。

　　贾平凹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出嫁了，小女儿今年考高中。来广州前，他正忙着给女儿找学校，“中国现在的中考比高考还激烈，哎呀这上个学就难得要命。焦头烂额的。你找任何学校校长都关机，学校你也进不去，你就是有后门你也找不到，马上到报志愿了，你不知道怎么办啊，你不知道哪个学校分数线是多少。忙了一个礼拜，用陕西话那就是叫‘胡扑’了。”

　　为女儿上高中“胡扑”的贾平凹，有这些职位挂在名字后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西安市文联主席、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美文》杂志主编。

　　回乡青年开始写作

　　“我就是在那种低水平上，不停地学习，不停地寻找变化，寻找突破，才达到后来的水平。”

　　南都：贾老师，多年来你每次出新作都掀起一股热潮。你什么时候开始写作？最初的动因是什么？

　　贾平凹：哎，写作，我在农村当农民的时候就写了。我在(当)回乡青年时就写。当时“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城市的孩子到农村去，叫上山下乡。农村的孩子，从学校里回来，回到农村去，叫回乡青年。那个时候，不管你父亲干啥，母亲户口是哪的，你就是哪的。因为我父亲是教师，我妈是农村妇女。那孩子肯定随母亲就变成农村户口了。回乡青年地位上比知青低一点。

　　所以我曾经发过感慨，知青老在写他的苦难。我说那农村人就不叫苦难？农村实实在在是苦难着呢。你就苦难了那几年嘛，你就写了半个世纪、写了几十年都写不完，你还在那痛苦。回乡青年比知识青年痛苦得多。(知青)你起码当时保证你不能饿死，取到中等口粮，回乡青年哪怕把你饿死呢，没人管你。而且你还过一段时间就回去了，还有个盼头，回乡青年永远没有盼头。农村那些漂亮女孩都跟了知青了。

　　南都：你回乡后又是怎样出来，到西安的？

　　贾平凹：高考制度恢复的前五年，村里从工人、农民等推荐一批学生去学习，称为工农兵学员。我也是其中一员。开始招收的时候，我被安排到西北工业大学飞机系造飞机。后来三倒腾两倒腾，就倒腾到了西北大学中文系。自此命运就改变了。

　　南都：命运是因为写作吗？第一篇发表文章是？

　　贾平凹：第一篇变成铅印的文章是《一双袜子》，发表在1973年8月号的《群众艺术》上。那时不像现在搞创作的，学校一毕业一上社会铺天盖地都是中文名著，到处都是文学活动。整个陕西只有一本杂志，专门谈革命故事，不发散文小品。全西安只有一份报纸《西安日报》，里面有个副刊版，报纸小得很，一个礼拜只有一个版面，能发多少东西？此外，你接触不到外部，世界文学发展是啥样，三十年代作品，中国古典的作品，也看不到，就没有那些东西。中国的名著吧，只有“三红一创”(《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就光是这种你能看到。

　　我那时起步低，大学生写的东西都不如现在小学五年级学生写的。我就是在那种低水平上，不停地学习，不停地寻找变化，寻找突破，才达到后来的水平。

　　南都：当时也没有什么书看吧？

　　贾平凹：哪有书看嘛？就没书看。我那村子里只有《说岳全传》、《封神演义》、《三国演义》，剩下的都是小人书。再没有书了。有一天一个民工拿了一本书，没有封面，没有封底，文章以日记形式书写，写得好得很。我整天模仿人家文章的风格来写我周围的人。上大学我才知道那书是孙犁的《白洋淀纪事》。

　　大学二年级某天，我在图书馆看到一本书，里面收录了好多作家的作品，有一篇是沈从文的文章。我就给这本书的出版社写信，告诉他们“你要出这个书，就多出点这个人的作品”。这是我一生唯一写过的一封信给出版社，忘了哪个出版社了。当时才20来岁嘛，后来才得知沈从文在20世纪30年代就是大作家了，咱都不知道嘛。证明我当时有多愚昧嘛。后来我开始在图书馆寻沈从文的书。广州花城出版社曾出了沈从文的一个红皮子书，上头有花纹，那是我买的第一套作家全集。

　　我后来看沈从文、张爱玲、林语堂、老舍的作品，好东西你一看就把你吸引住了。咱平常看的都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写的，反映合作化，革命炼钢铁，矿山或者是部队的呀，完全是配合一段时期的政策搞宣传。严格意义上不是真正的文学。咱起笔时就在这种环境之中起来的，身上必然有政治这种东西在身上，有烙印。

　　南都：1978年，你的《满月儿》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与你同期的一些作家现在或者调整了方向或者已经放弃了写作。

　　贾平凹：对，我获得第一届全国奖的时候是1978年，与我一同获奖的现在几乎都不写。比如王蒙、刘心武、张洁，90%都不写或转行了。只有我还在这儿弄呢。毫不夸张地说，新时期文学我是一步步贯穿过来的。

　　后来有人说你为什么还在写？你成老汉子了，和人家年轻人在一块写。我说看，当时(我)起步低得很，你要在这个文坛上混，你不学习、不突破、不变化，两年就把你甩下去了，残酷得很。你几年不写就把你忘记了。他们一拨一拨人往上上，你想你现在80后和90后都在写了，你再不进步人家早把你撵上了。

　　南都：先锋文学有没有对你产生什么影响？在你写作道路中，哪位作家影响你最深？

　　贾平凹：肯定受先锋文学影响。你自己不从事，但是你绝对要思考好多东西。当时作为一种潮流来临了以后吧，它起码打开了，推倒了一堵墙。起码你能得到那新鲜空气，风吹过来了。春天来了，它不是一个树开始长叶子，它是所有草木都在发育，长叶子。但是具体怎么个弄法(影响)，那是个人的弄法。现在回想80年代中后期，那一段生活啊，它绝对是，对中国文学，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吧。没有谁不受影响。不是只有某些先锋作家的叶子绿了，所有作者，不管北京的，还是我县上的，整个潮流语言、评论文章、杂志上发表的，都是那个样子。

南方人物

主页 > 南方人物 >

贾平凹：个人和时代的忧伤粘在一块儿，就成了

相关阅读

频道精选

热点资讯

南方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