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数十年社会不稳定，多少滞缓了所有清华人的学术收获期。所幸不少学人天假其年，得享高寿，因此在晚年梅开二度，重焕“学术第二春”，如钱钟书、季羡林、费孝通、王瑶等。这批学人对此后中国数十年的学术产生重大影响，1978年后最初的一大批学界领袖、资深教授，多是这批人，而 1980年代最初的一批“新生代”学人也多为他们的门生。这是清华历史上大家涌现最多的时期之一。自此，专家甚多，但再难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有原创性的大家，至今我们仍未走出“后大家时代”。
从西南联大起，有一大批生力军为日后跻身“清华学派”做好了必要的训练，学术中有殷福生(海光)、邹谠、王浩、季镇淮、任继愈、黄楠森、王永兴、张世英，以及朱德熙、王栻、袁方、罗荣渠、李赋宁、许国璋、杨周翰、王佐良等；而文学一途，亦有卞之琳、汪曾琪、马识途、穆旦、郑敏等，他们都已先后完成了其学术或文学上的准备，正走向成名成家之路。此代人大致生于1915—1925年间，但是，天不遂人愿：1949年，他们年约而立，而这本该是一个学者的起步阶段；1957年他们多近不惑，这本该是一个学者的丰收时期；1978年后，他们已渐入暮年，这是文科研究的成熟期，却是个体生命的衰老期。幸有一批人堪称顽健，在1978年后再度出山，与前一代联手，演绎“夕阳红”(文人如汪曾祺等亦如此)。
此为末代“老清华人”，他们与前一代共同构成了近30年中国知识界的元老。不同的是，他们大都囿于时势，命运多舛，接受过最好的“童子功”训练，但极少有缘留学深造，且在生命中的几乎每个重要关头都未逢其时，屡遭磨难，蹉跎岁月。执是之故，此代学者后天不足，专业造诣略逊前代，基本上难以出现真正的大家。
“清华学派”的特征与影响
1.谱系极完整，延续性极好。“清华学派”在历史上出现与特有的人才机制有关：领导求贤若渴，教师爱才如命；一方面“培养优秀人才”(学生)，另一方面“留住一流人才，吸引杰出人才”(教师)。因此，师生共进，人才辈出。但这有赖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清华学生凝聚力强，有共同气质；二是清华教师重视教学，队伍稳定──这在教师流动性极大的民国时期，其稳定性可能是独有的。1920年代中叶，“五四”落潮后的北大有大量名师南下沪宁穗汉诸地，而清华文科建制日进，规模日壮，处于上升阶段，大量名师涌入清华，极少有人舍清华而取他处。而且，这种“有进无出”的态势一直维持了数十年，直到后来才横生逆转。
名师的云集，使其学派极为完善。陈寅恪等人影响了几代学人，特别是国学院的几乎每一届学生，且对此后的钱钟书、季羡林与周一良影响亦深；身为国文系主任的朱自清更是重视教学，数十年如一日，先后指导了萧涤非、王瑶诸人；闻一多不仅培育了季镇淮，还提携了此后的朱德熙等；吴宓、陈福田门下除了二三十年代的“龙虎豹”而外，还直接培养出李赋宁等人，而李氏又为数十年后中国外语教学的发展贡献巨大。
2.以年龄言之，具有年轻化趋势。一般而言，在早期的清华，学生入校时多为15岁左右，七八年后20出头即放洋深造；数年后即获得硕博学位，学有所成后即回国，此时仍年未而立。一流的本土教育，一流的欧美训练，造就了一流的学人。因此，他们大都成为年约30的教授，如早年放洋的胡适、闻一多、梁实秋等，这批人皆为人杰，属学界一时之选。在改行新制的清华大学，学生入学时多为十七八岁，但学制仅4年，多数毕业生仍可在20出头就留洋，“海归”后也不过30来岁，很快可以晋身教授。如：李济27岁始任教授；叶公超1929年初抵清华就任教授，年仅 25；贺麟归国后任北大教授，年仅30出头；张荫麟归国后为清华教授，年仅三秩晋一；沈有鼎与张荫麟同时晋为教授，年仅 28；陈铨升为教授时，年仅而立；“本土派”张清常升任教授时，年仅29；至于钱钟书，更是在28岁就受聘为教授；邵循正、任华等人也都在30岁左右升为教授。甚至“本土派”的余冠英、萧涤非也在30多岁就获得了教授。对外校出身的也一视同仁。出身东大的陈梦家号曰“史学天才”，也在30出头荣升为教授。毫无疑问，这样一批30来岁的教授确保了“清华学派”持续强劲的后劲。
因此，在全国范围来说，“清华学派”拥有一批最年轻、敬业的实力派教授，这就类于“五四”前后的北大，拥有一批年轻才高(平均30来岁、有留洋背景)的教授，当是最有活力的。所不同者，只是当时北大的“五四”青年热衷于“谈政治”，“读书不忘救国”；而清华少壮派则是安心于“做学问”，“救国不忘读书”。
3.以学风论，兼顾文理；兼修文(化)体(育)；兼资人文社科；兼通古今中外。要求既严，素质亦全。这在清华的课程设置上就可得到反映。清华极重文理的交融和文(化)体(育)的兼顾(如梁实秋就因体育未及格而推迟一年毕业，钱伟长也因体弱而差点被拒收)。文科学人多才多艺，如闻一多擅书法和金石篆刻；不少以理科为业的学人也兼擅文史，如华罗庚、顾毓秀等，这也并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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