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重新学而不轻旧学，兴西学而不废国学。例如早年清华教育中对外语要求之严，是素享盛誉的，加之早年只招一二百人，所以往往只有极少数外语极好的学生才能入读清华。老一辈的陈寅恪、赵元任、汤用彤，稍后的梁实秋，更年青的邵循正、钱钟书、季羡林(甚至周一良)等人，都兼通六七门甚至20余门外语。这种现象，作为个案的出现可能有其偶然性，但作为普遍的现象，也许就有其体制上的必然性。当然，重西学的同时，也不轻“国学”。这种文化氛围和办学模式铸就了一大批通才和大家。执教清华的教师中，横跨学科的人亦不为少，如陈寅恪长期兼跨国文系与历史学系，还曾一度兼课于哲学系；钱端升25岁则兼事外文与历史学两系；张荫麟29岁就兼任哲学系与历史学系教师。“本土派”本科毕业的李长之，20余岁就在一流名校中承担了文史哲艺、中外文的教学；吴泽霖亦曾兼任社会学与人类学两系教授。于今而言，兼通文理，精通外语，几乎是成就大家的必备条件。这就可以解释，为甚么此后数十年中，成就卓异大家中，几近半数都出自老清华。
4.兼盛文艺与学术。清华国学院草创之初，即强调要“研究高深学术”，此与北大(“研究高深学问”)相近。如果说最初的(留美)预备部还多有“预备”性质的话，那么稍后创立的大学部(本科及大学院)则贯彻了这一宗旨。大学之要乃是研究学问(学术)，但多才多艺的“清华学派”成员，却并不以“学术”自封。他们不仅是精于学思，而且是才学兼胜；既精于学问，亦长于诗文。事实上，清华研究院及清华文学院的多数人物都盛产诗文，且品质不低。此中自以中文系最盛，数十年中历任系主任几乎皆为文章大家，吴宓、杨振声、朱自清、刘文典、闻一多、李广田大都如此。吴学兼中西，文章亦好；朱一直专事创作，在“五四”前后已是新文学名家；刘既是文史大家，亦是古文高手；闻早年已是清华才子，后为新诗名手、“新月”派悍将。日后出长清华的李广田虽说学历略浅，创作、评论却是成就颇丰，散文尤工。国文系的教师们亦复如此：俞平伯不仅以古典文学研究见长，年方弱冠即为知堂门下之才俊，与废名等人并为“四弟子”，与朱自清同为新文学名手；放洋欧西、复又任教清华的王力亦是随笔名家，曾同时为数刊物开专栏；陈梦家与张荫麟并称“史学天才”，早年即与闻一多同为“新月派”巨子，20岁便出诗选，后又以古文字学名世。出身清华、供职别处的曹葆华、端木蕻良亦是此中代表，不仅长于创作，亦颇有研究。身兼文史二系教授的陈寅恪，则尤善古诗；张荫麟治史极有创获，早年已是与钱钟书齐名的文论奇才；年青才俊的吴晗深研明史亦工于杂文。外文系陈铨精于德文，却于翻译、文论、政论无不擅长；卞之琳等更是年岁轻轻而久享文名。当年“清华四剑客”(季羡林等)，在数十年后都成为有数的才学兼胜的大家。吴宓门下的弟子多有通才，不仅长于创作、亦精于翻译。当然，文学院的“才子”钱钟书，也是罕有的奇才。
综上，“清华学派”才学之全，造诣之高，影响之大，都是极为罕见的。而上述诸特点的形成，其基础乃是清华本身的精英教育优势，稳定的名师队伍，年轻的教授团队，优质的精英培养，宽松的文化氛围(教授治校)，为“清华学派”的发展奠定了无与伦比的基础。
作者：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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