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南：第一学术上要有成就，第二要人格魅力大，第三社会交往相对来说要广一点儿。如果一个人学问好、人格魅力也大，但社会交往相对较少，你就很难把他写得很丰满。梁思成、林徽因、傅斯年、陈寅恪、蔡元培、胡适等人都是我写作的重点。
写作感悟
缺少“志”后，再无大师
晨报：您用8年时间采访了上百个人，您对那一代知识分子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岳南：首先，他们有民族责任感，有一种信念，这也是我在前两部中着重描述和表达的一个事实和观念。这种信念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几千年来流动在脉管里绵延不绝的血脉在起作用，也就是士大夫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理想与志向，是爱国爱民和为民族延续文化火种的心志，让他们在如此艰苦卓绝的情况下，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一起受难，并在精神上为民族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二，就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如果没有这一点，就不可能有那一代无数的大师、无数优秀的知识分子出现了。
晨报：很多人都在感叹现在已经没有大师了，在您看来这其中是什么原因？
岳南：第一是传承，大师不是凭空出现的，是有传承的，但是我们的传承断裂了。其二是物质代替了精神，那一代知识分子是有理想有追求的，即便当年那么贫困，他们也不曾放弃。费孝通这样评价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曾昭抡——他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用“志”来表达，“匹夫不可夺志”的“志”。这个“志”按费孝通的解释，第一是爱国，第二就是视学术为生命。这是那一代学人精神上的共同之处。而现在又有多少有这样想法的学者呢？用费孝通的话说，“现在的学者，当个教授好像很容易，搞教学可以，到科学院也可以，他已经不是为了一个学科在那里拼命了，很难说是把全部生命奉献于这个学科了。”这就是现在没有大家都认可的大师的原因了。（记者 周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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