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我阴差阳错地辞去了工作成了靠文字吃饭的人。铁生必是为我的生计担忧，虽然他以往认为我该好好写小说，这次却向韩刚推荐我去写电视剧《曹操与蔡文姬》。得知我靠着写剧本有了收入和温饱，他和希米都松了口气。 4 在当代中国作家中，我阅读并交往最多的，就是史铁生。这不仅由于他作品中呈现的品质和境界，更由于他的人格。听希米讲，有一年铁生随作家代表团去瑞典，有机会见到对诺贝尔奖评选颇有影响的汉学家马悦然。铁生原本带了自己的作品去的，但，临到见面时，却将书收了回来。我确信，这，就是铁生。
铁生走了，我想起一句话，世上已无史铁生。有铁生的世界和没有铁生的世界，是不一样的。他的存在不仅关乎外在，更关乎我们的内心。他的离去拉扯掉我们灵魂深处最最脆弱的一角，而原本，它是靠着铁生用自己的病弱之躯照亮并支撑着的。
铁生走了，走得太突然，太决绝，太神秘，让我们这些尊敬并爱戴着他的人猝不及防。尽管我们早知必有这么一天，尽管我们知道他活得太苦，太累，解脱对他未尝不是一种福祉一个节日。可自私如我们，渺小如我们，还是盼望着，暗中盼望着他的离去只是长久思索生死之谜后的一次亲身历险，一次与神的密谋。因此某一天，在不远的某一天，他会突然回来，坐在客厅里，像往日那样微笑着抽着烟，向我们讲述他悟得的真理……
铁生走了，经历了长达三十八年的病痛和十三年的透析。我们已经习惯了他一次次地与死神角力并抽身而还，习惯了他从自己病躯中抽出光明来输给我们这些健康人，我们从他那里得到满满的馈赠转身离去，却没有想到，蜡烛终会燃尽。当他终于走开时，我们这些留在尘土中的人们，只能张开干枯的嘴呼喊着，铁生走了，我们到哪里去聊天，去倾诉，去获得慰藉？
5 2005年我搬家到了西山附近，和铁生一家离得远了，去得渐渐少了。
2010年的10月2日，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车，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开车去见铁生。国庆长假一路堵车，铁生家门口正在施工，迷了路的我们绕着楼群和街道转了两圈还是无门可入，比预定的时间晚了一个多小时到达。铁生看到我们来了，又从床上起来，听我报告说我们的新车很宽敞足以让他开着轮椅坐进去，便让我推着他来到院子外面去看。我们围着车子左看右看，希米丈量一番，最后的结论是这车还是太小。
我没有想到，在这个深秋的午后，是与铁生最后的相聚。铁生仰着更显清瘦的脸，微笑着和我们再次谈到了生死和宗教，谈起了基督教和佛教对生死的不同解释，拯救与解脱两种态度的两极对立；铁生说，他似乎找到了一条调和之路，因为所有宗教在根上是连着的，无非是从不同的侧面和不同角度去观看同一个世界解释同一个问题，就像时间分为白天和黑夜，而基督教是白天的宗教，佛教是夜晚的宗教……
快分手时，希米叫我过去，让我看她如何在没有他人的帮助下把铁生从轮椅“弄”到床上——一架金属的吊臂，挂着结实的长布带，用布带把铁生的臀部婴儿般托住，希米摇动操纵杆，吊臂就拉起布带将铁生移送到床上。希米告诉我，这吊车是朋友从国外运来的，幸亏它来得及时，因为铁生原本最健壮有力的上肢，能撑起他全身的上肢，这两年突然变得软弱无力了。
即使保姆出门，即使铁生已经没有力气自己挪动自己，铁生还是留我们吃了最后一顿饭。
11月，我从电视上看到北京国际车展上有专为残疾人提供的可轮椅上下并自行操控的汽车，急忙给希米打电话，希米说也看到了，准备第二天带着史铁生去看。我没有想到，铁生，没有等到他的新车来到。
12月末的一天，我整理家中的音乐碟，将一盘无法辨识的光碟放进唱机，歌声响起，我被那痛彻骨髓的美和忧伤击中了，坐着一动也不能动。一个念头闪过，下次拜访铁生和希米，该给他们听听这光碟。我问女儿，那光碟上写着什么。学过拉丁语的女儿回答我说：
“安魂曲。”
又过了一天，我得到铁生去世的消息。
6 近日重读《我与地坛》，铁生曾说：“在这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我要说的是，在这虚浮狂躁的人世间，有这样的一个史铁生，是上帝的苦心安排。那些见过铁生、听过铁生、读过铁生的人有福了，因为，那十字架上的痛，铁生用三十八年的光阴，一分一秒点点滴滴地承受了，并向世人传达出同样的道——关于苦难，关于信仰，关于爱。
铁生走了，必是去了他想去的地方，一个安宁舒适，没有病痛也没有苦难的地方。就像女儿告诉我的，在追思会的头一天晚上，她做的那个梦：坐在轮椅上的铁生被人推着，出现在人群中。女儿大喊，铁生叔叔累了，该让他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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