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与光照
——追忆铁生
1 我曾想象希米和铁生的第一次见面。我想那该是个春天的早晨，雍和宫高墙外的槐树正在开花，年轻的史铁生听见门响，摇着轮椅打开房门，看见一位穿着水红裙子的女孩子站在门口。我之所以固执地这样想，是因为1989年那一年，希米确实有一身水红色的裙子。那年春天，地坛近旁的这个小院里，铁生和希米收获了他们的爱情。这爱情开始于史铁生看到希米的第一句话，他一生中非常关键的一句话：
“你正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
希米和我是西北大学的同学和好友，她学着数学却喜欢到我们历史系女生宿舍来讨论文学，这种爱好一直延续到大学毕业。刊登在我们学校学生自办的《希望》杂志上的《爱情的命运》、《午餐半小时》，以及随后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让远在北京的史铁生走进我们心里。我不知希米和铁生是何时开始联系的，我只知道，一段时间的通信后，希米去了北京，回到西安后她告诉我，铁生见到她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正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
那一刻必有神灵指点。
婚姻二十年，只有一条好腿的希米充当了铁生的眼睛和双腿。她不仅日夜照料他，还帮他去了许多他去不了的地方，并用自己编辑出版的书、各处买来的书，用自己的讲述，帮铁生撷取了这个世界最新鲜、最本质的信息。是她的爱，支撑着铁生。
在和铁生的一次聊天中，我们谈到自己的前生。史铁生说他自己必是一种猛禽，一只鹰。我问，那么希米呢？你看希米是什么？铁生看着希米，微笑着说，她是只鸟，之后又加了一句：还挺不错的小鸟。铁生没说那究竟是一只什么样的鸟。但我想那应该是一种灵巧的、活泼的小鸟。如果说铁生是一只带着伤拼命飞翔的鹰，她必是常伴他身边，用自己的嘴，为他衔来谷粒，剔除他羽毛上的泥污及血肉中的伤痕的小鸟。
2 大约在1989年四五月间，我由西安到北京出差，顺道去看望已经和希米陷入热恋的史铁生。出发前拿到了希米写给我的地址，是否带去了她给铁生的信或礼物，却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在雍和宫附近某条临街却又幽静的胡同里，低矮的小平房的门上，贴着一张条子，上面是铁生用一贯的工整字迹一丝不苟地写着的：本人卖文为生，请来客珍重时间，谈话不超半小时(大意)。这个提醒对我其实多余，就在我到达北京的前一天，突如其来的咽痛使我无法说话，只能靠着别出心裁的手语交流。印象中的史铁生见到我似乎有些紧张和拘谨，不知是因为我特殊的身份或是我那让他迷惑的手势。
两年后我随丈夫调回北京，住在东城小羊宜宾胡同，离铁生家不远。1990年代，铁生也有了东郊一处楼房一层的四居室。能干的希米对房子做了简单装修，在市场上买了很便宜的松木门刷上白漆，再配上漂亮的黑色门锁把手，省钱又显档次，为此希米很得意。先是在门口支起木板或铁架供铁生的轮椅出入，几年后又打通了北屋外窗安装了长的坡道，让铁生进出更方便了。朝南的客厅光线好，又暖和，也就成了朋友们聚会的场所。我丈夫与铁生同年插队陕北，又和希米同学西大，两家人聚会，似有不少话题。从不抽烟的丈夫每次到了铁生家必抽一两根，我也从不干涉，因为听铁生吞云吐雾中侃侃而谈是一种享受。比如，对作家来说，“重要的不是细菌的数量而是显微镜的倍数”；再比如，如果飞溅的浪花有了个名字叫史铁生，沉落下去就汇入了永恒的生命水流，因此铁生并没有消失，那浪花叫什么名字也并不重要……铁生常将新出的书签了字送我们，我们也不忘送上自己的新书。记得他刚写了《务虚笔记》，尚未出版，先打印得整整齐齐，包了封皮，装订成线装书的模样，交我们看。
铁生好客，长谈后必定留我们吃饭，有保姆时吃保姆做的饭，没保姆时我就和希米下厨，有时干脆去外面小店买点包子锅贴或陕西肉夹馍。临走时书包里还会装上东西，通常是希米社里新出的书，或者是光碟、录像。铁生喜欢和朋友分享，我记得他从柜子里拿出崭新一盒还未开封的电脑软盘，撕开精美的包装，拿出厚厚一叠递给我丈夫说，你一半，我一半。每次，我们从铁生家出来，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包里都装得满满的。
铁生容易失眠，有时为写作，有时却为朋友的处境。有次希米对我说，听到我们和上高中的女儿挤在不到十五平米的一居室里，铁生睡不着，琢磨着怎么让我们摆放家具。他没去过我家，便向希米打听了方位，专门画了草图。他的解决方案是买一张特殊的双层架子床，上层单人床，睡女儿，下层双人床，睡大人。我妹妹钟嵘只身一人来到北京，铁生托好友孙立哲在公司里为她安排了工作。某年春天我在摘除了扁桃体后出现了蛋白血尿，腋下淋巴结又让我怀疑自己得了绝症，彻夜失眠后我拨通了铁生的电话，对他哭诉起来。我记不清他是怎么劝解我了，查看当年日记，上面写着：
与铁生通话，心情好了许多。他说得好：把命运交给上帝，把勇气留给自己！
后来，我读《病隙碎笔》，方明白，当年，他就是那样劝我的。
3 1994年，导演韩刚找铁生写一部电影剧本《荆轲》，铁生找我合作。我担心自己写不好，善解人意的铁生为我找了个理由，“主要是我想要你来帮我，你是学历史的，而我查材料也不方便”。之后两个多个月，我几乎天天去铁生家谈剧本，清早出门，傍晚方归。那时铁生父亲还在，中午常为我们做炸酱面吃。一盆白水煮切面，一碟带着肉末的炸酱，几根切成段的黄瓜和整个的水萝卜，铁生吃得很满足，边吃边对我发着感慨：“今后甭管发生了什么，只要有这个吃，就不怕。”
现在想来，那段剧本写作的经历对我固然珍贵，对铁生却未尝不是一种折磨。剧本断断续续做了两稿，许多人物和故事构建了又推倒，再重新来过。铁生和我都认为必须在寻常的历史剧中提出自己新的追问和注入新的思考，绝不能仅仅是“好看”。铁生好和自己较劲，一句台词不满意他会停下来琢磨好久，对过分的戏剧冲突和暴力血腥，他有着天生的反感。有一场戏是讲荆轲为了义无反顾地出发刺秦，需要“处置”已经被燕太子丹斩断双手而无法生存的少女季子，而季子也恳求荆轲杀死自己。我想让荆轲用剑，这样更符合他剑客的身份，且视觉上也强烈有力。但铁生坚决反对。他皱着眉头苦想，点着烟又掐灭，一遍一遍想说服自己却又怎么也说服不了，“他怎么能突然就拔出剑来？怎么忍心？怎么下得了手？不成，这肯定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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