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9月和2008年2月，范敬宜先后赠送给我由他签名的上下两本作品集《敬宜笔记》。第一本《敬宜笔记》收入1998年9月至2001年10月他在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开辟的“敬宜笔记”专栏的随笔60篇；《敬宜笔记续编》收录了2001年11月至2007年9月仍然是他发表在“夜光杯”副刊的“敬宜笔记”专栏的随笔60篇及附录8篇。这两本书的作品，主要是范敬宜1998年离开人民日报总编辑岗位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科教文卫专门委员会任职后，应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之邀，在余暇有感而发写就的。
范敬宜第一本《敬宜笔记》出版后，2002年3月28日下午，范敬宜专门来到北大燕园，登门拜访季羡林先生并送书。
季羡林与范敬宜可以说是中国当今两位文化巨子，他们之间早就心有灵犀一点通，互为仰慕。
听说范敬宜要来，季羡林非常高兴，特地穿上他的“礼服”见客。所谓“礼服”，就是他上世纪七十年代做的一套藏青涤卡中山装，即使出国访问也穿上它。范敬宜与季羡林相谈甚欢。他们从各自的经历谈到“敬宜笔记”，从古典文学谈到当今散文，均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感。
季羡林先生当时身体并不很好，医生根据季老的身体状况，是不允许季老写任何文章的。令范敬宜没有料到的是，几天后，季老居然悄悄完成一篇《读<敬宜笔记>有感》的评论，托人捎给了范敬宜，令范敬宜动容了好些日子。
这以后不久的一天，我和中央报刊的一些负责人同去吉林延边市参加某一专题性的新闻评审会，范敬宜与我们同在一节车厢。我到范总的包厢去看望他时，他与我谈到季羡林先生，谈到《敬宜笔记》。他说，高龄的季羡林先生生病住院，还为他的集子写读后感，很使他过意不去。随后范总送我一份刊登在新民晚报上的季羡林先生所写的《读<敬宜笔记>有感》的文稿复印件。范总谈到季羡林先生时，眼睛中闪烁着由衷的尊敬之情。
会后，我们回京没几天，我又收到范总亲自签名送给我的《敬宜笔记》一书。我在报纸编务之余，认真看起《敬宜笔记》来，翻了几页，对范总在书中自配的画作，眼界大开。我即兴给范总打了一个电话，我问他：“我看到书中配发的您的画作《孤帆远影》山水，很见功夫啊。过去怎么很少见您画画呢？”范总在电话里哈哈笑出了声，说：“看来你还不怎么了解我。实际上，我现在画技大不如以前了。我在年少时，母亲差不多每天要我练字作画。青少年时期，我画的画比现在要好。”
放下电话以后，查资料我才得知，范总儿时的诗书字画功夫，是与其书香之家尤其是母亲的教育分不开的。范总的祖父范端信是范氏义庄和文正书院的主奉，父亲范承达是上海交大毕业生，与邹韬奋是同班同学，母亲蔡佩秋曾师从章太炎、吴梅，诗书字画很有造诣。正是在家庭和母亲影响下，范敬宜青少年时期对诗书字画无所不通。
我连续几天在编务之余研读《敬宜笔记》，读了一大半时，有了写篇书评的冲动。正欲动笔时，我突然想起季羡林先生所写的《读<敬宜笔记>有感》文稿复印件。我找来细读，季羡林先生在不长的文字里，评述到书中文章的思想性：“讲问题则是单刀直入，直抒胸臆……可以称之为四真之境”；谈到范文的文风：“每一篇都行云流水，舒卷自如，不加雕饰，秀色天成”；谈到《敬宜笔记》的文体：“范敬宜的‘笔记’是他的谦称，实际上都是美妙的散文或小品文。”我读到这里，不仅佩服这位九十多岁老人的智慧光芒，也打消了写书评的想法。季羡林大师写的书评如行云流水，把读者想说或没想到的都说了，我还有什么可写的?
后来，此文经人民日报海外版转载、再传播后，更多的海内外读者直接分享到两位文化巨子的文采。 4
“经历了苦楚，一切都能面对”
2006年11月，我作为当月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夜班值班副总编辑，下午到办公室时经常收到范总的电话。他要么评点当天“望海楼”专栏的某篇评论，要么谈副刊“名流”中刊登的他所认识的某个人物的专访，电话交谈不长，但对提高对外报道很有启发。我于是产生哪天让实习生和我一起去采访范总的想法。我把此想法告诉他，他说：“等你下夜班后再约吧。”
下了夜班，多次约与范总见面，但时间始终未能定下来。2007年2月10日晚，我把电话打到他的家里，看他哪天有空，在他住的附近一起吃便饭聊聊。他在电话中说：“那就定明晚吧。我们都在家吃饭，然后到茶楼喝茶。”根据他的意见，不带实习生，非正式聊聊。
2月11日，晚8时，我如约来到万寿路的“清香林”茶楼，与范总品茗叙谈。除每人一杯好茶外，他还要了几小碟瓜子、小吃招待我。他先关心地问到海外版最近的情况，问到新班子成员构成等，然后近乎是拉家常，轮到我提问。
我谈到他出版的《总编辑手记》，我说：“里面还收录了您对我两篇文章的批语呢。”范总想起来了，他说：“在人民日报当总编辑的那些日子，我有每天评点重要稿件的习惯，然后在编前会上与大家交流。”他认为那几年是他一生中最忙碌、最充实的日子。“几天前，邵华泽同志给我打电话，转述当时中央领导同志的话：‘邵、范是人民日报历史上的黄金搭档’。这个评价也许太高，但我与邵社长工作配合确实很好。那一段，我主持人民日报总编辑，并没有感到多大工作和政治压力。” 我接下话茬说：“您的从容，这是与您政治与业务的深厚造诣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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