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一时难以意料
今年初，我接到北京日报副刊部编辑朋友的电话，问我能否为副刊写篇人物。我问：“写谁呢?”他说：“比如写你熟悉的范敬宜。”我说，我与范总联系试试，他比较低调，能不能完成任务难打包票。于是我几经与范敬宜电话联系，开始，范总说忙，等有时间再说；再联系，他生病住院了。
更难以置信的是，11月13日下午，我从朋友处突获不幸的消息，范总因病在北京医院去世。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打开人民网，才证实了这初冬的噩耗。
一代报人巨擘，就这样离我们远去了，我们怀念他。
1.
总编辑手记
我与范敬宜相识，是他在经济日报总编辑任上，有时京城新闻界开会，偶与在领导席上的他碰过面，走上前去向他请教。范总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温文尔雅，博学多才。他不戴眼镜，稍显富态，头发浓密，脸上几乎没有皱纹，走路的节奏比较缓慢，但沉稳有力。
后来我才知道，他系江苏省苏州市吴县人士，出生于1931年，是范仲淹的28世孙。1951年，范敬宜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中文系即投身新闻事业，在东北日报(后改名辽宁日报)做编辑、记者。1957年一场反右风暴，把他打入深渊。在此后历经长达20多年的生活磨难与精神煎熬后，他终于迎来新闻生涯最辉煌的时期。
1993年，范敬宜已逾副部级任职年限，却意外地在62岁时被中央任命为正部长级的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同事们议论，中央看中的是他的才华和学识。
作为人民日报社总编辑，他的主要精力是抓人民日报这张主报，但对涉及海外版的编辑业务，他也常常予以关注、指导。记得他到人民日报就任总编辑的当年，我在海外版总编室任职，海外版举办“南方万里纪行”大型采访活动，范总在海外版上报的材料上就采访工作批示了较长一段文字，提醒参与采访的记者：“深入现场”，“注意写流动的画面”。
1995年7月1日是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10周年，决定编辑出版一本纪念画册，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及邵华泽、范敬宜等社领导应邀题词寄语。范敬宜总编辑与众不同地咏诗《鹧鸪天》以示祝贺。诗云：“万里风涛一炬燃，报坛树帜第十年。越洋渡海难耶易，沥血呕心苦亦甘。辨良莠，分恶善，凛然大义在豪端。春温秋肃从容写，赢得知音遍人寰。”
范总珍惜到人民日报工作的机会，他习惯于每天就编辑业务记笔记、作批语，后来他根据别人的建议把这些批语和笔记编辑成册，出版了著名的《总编辑手记》一书，由邵华泽社长题写书名。我写的两篇新闻作品，也幸运地得到范总的点评。一篇是我采写的纪念邓小平逝世一周年的新闻通讯《小平女儿的思念》，发表在1998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当天范总批示道：“（人民日报）四版王谨同志访邓林的通讯，写得不错，文字不长，但把伟人的普通人的生活写得有声有色。”另一篇是我和同事李德金合写的新闻特写《惊世一越——柯受良驾车飞跃黄河壶口瀑布追记》，发表在1997年6月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当天范总点评道：“今天海外版第四版《惊世一越——柯受良驾车飞跃黄河壶口瀑布追记》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好通讯。它把飞越的背景、飞越遇到的问题、飞越当时的场景反映得非常具体，报道和回答了广大读者最想知道的情况和疑问。可以看出，记者在事先、事中、事后作了相当认真、细致的采访。”
范总对我们的教诲和鼓励，至今令人难忘。 2
“三贴近”与“三补课”
范敬宜作为资深新闻人，有着独特而丰富的新闻工作经历。从经济日报到党中央机关报，范敬宜与记者编辑们强调最多的是深入生活，力求“三贴近”。
中国有很多词汇被缩写，到了“三贴近”这儿，新闻工作者突然发现把这三个字的含义阐释出来却要走过那么长的一个历史空间，还要面对那么大的一个广阔的全球视野。
所谓“三贴近”，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不仅是对国内媒体的基本要求，也是对对外报道的基本要求。作为党中央机关报，范总坚持让编辑记者遵循“三贴近”的原则，深入实际采访，贴近中国的实际工作，贴近生活，贴近读者的阅读需求。
2003年夏天，我和范敬宜乘同一列火车赴吉林延边参加一个会议，列车上他给我讲了一个“三补课”的故事，借此向我说明“三贴近”之间不可分割、缺一不可的关系。
范总告诉我，1984年初，新华社发了一条消息：我国钢产量突破7000万吨。在中宣部的一次吹风会上，时任中央外宣领导小组组长的朱穆之同志批评说：“有些新闻单位缺乏新闻敏感性，把大事做小了，只发了条消息。”
范敬宜当时担任经济日报社总编辑，会后他忐忑不安地问朱穆之：“批评的是哪个单位啊？”
朱穆之说：“是说你呢。你回去看看经济日报。你们只在报眼上发了条消息。”
范敬宜有些紧张地回去赶忙打开那天的经济日报一看，果真只在报眼发了几百字的消息。于是他决定“补课”。
范敬宜马上组织记者采写了《中国实现七千万吨说明了什么？》系列报道。
当天，主管新闻的中宣部副部长徐惟诚看到报道后说：“写得不错，但没有交代钢产量突破7000万吨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实惠。”
接着，范敬宜再次召集记者“补课”，采写了《吃穿用行的变迁》系列报道。
于是范敬宜再次召集记者第三次“补课”，采写了《吃穿用行变迁的背后》。
范总说，从这一报道事例看，一开始没有“三贴近”，后来是一步一步去贴近，文章越来越精彩。这个事例教育了编辑、记者。
范总与我谈这个“三补课”的事例时，已是过去二十多年的事了，但范敬宜乐此不疲，不止一次地向同行们讲述这个“三贴近”的经典事例，以让编辑记者悟出“三贴近”的真谛，深入实际采访。
在我们继续探讨“三贴近”这个话题时,范总不时批评新闻业中的某些积弊。比如，记者参加会议或专题采访不大记笔记，特别是一些年轻记者习惯了要会议举办方或被采访者提供新闻材料或“通稿”，拿了新闻材料就走人。“这纯粹是赶场嘛，哪是采访？这样编出来的东西怎么实现‘三贴近’？”说到这里范总有些愤愤然。
“是呀，过去采访哪有事先取现成材料或新闻‘通稿’一说，都是靠记者现场观察、勤记笔记得来的。”我附和道。
范总说，记者能否深入现场采访，能不能记笔记，既反映出一个记者的采访作风，也体现出这位记者是否敬业。要想抓出鲜活的新闻，写出让读者叫好的报道，不深入生活，不贴近生活是达不到要求的。
范总那次在列车上的谈话，至今还言犹在耳。 3
季羡林与《敬宜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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