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当然，第一，能给我一点自由选材、自由的艺术处理的话，我第一想要的还是我十年“文革”的题材。因为我觉的在那种大时代的背景下，人的命运特别丰富。在和平时代，坦率地说，好故事不多。
市场上每条狗都可以叫
时代周报：以往本报采访两岸知名导演的时候，都会请他们谈谈对中国电影行业的担忧和建议。“投资商跟风”、“唯票房论”、“文艺片空间被压缩”等等提得比较多。从你的角度看目前最需要担忧的是什么？
张艺谋：其实我们说中国电影有很多问题，很多困难，我都同意。我自己认为，可能今年、明年，中国电影行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WTO的裁决。当然，我不知道后来中国抗诉的情况会怎么样。 但我们势必不能用行政手段扛到最后，WTO之后我们中国的承诺势必要兑现的，也就是中国电影市场向美国可能会更加开放。好莱坞的电影可能不止每年20部，而是40部、60部地进入中国，我认为最终一天会成为这个局面。以主流的商业娱乐的角度来看的话，全世界都不是好莱坞的对手，不会在中国出现奇迹。
中国电影行业现在每天增加3块银幕，未来希望会增长到1.5万块银幕。现在才5000多块银幕，《唐山大地震》就能卖到6亿多，到1.5万块银幕的时候，一部中国电影可以卖二十亿。没问题，我们会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但到那时候我们谁能说，这些数字不是为好莱坞准备的？有多少是留给中国人的？我觉得那个时候才是更严峻的时候。
当然，回到电影创作本身来讲，毛主席说的话是对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投资到选材到拍摄到风格到发行，都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所以什么类型都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现在不要着急赶紧就划道，不要着急建立什么规范。这个我看谁都指挥不了，像房价一样最后就按自个儿的意思走。中国电影的方向可能像这个，所以我也更不会说什么这个那个，开一大堆药方，没有用，它一定会按照自个儿的方向走。
时代周报：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最关键的、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
张艺谋：我倒认为最重要的应该是观众，是年轻的观众，因为十年以后的电影观众不是90后，而是2000后，2010后，他们才是看电影的主力。我认为最关键的是年轻的电影观众对国产片的热情，这个最重要。要是像香港、台湾那样子，年轻人认为我们的电影等于不好看，等于我不去看，那一年就是有多少力作，有多少王艺谋，李艺谋，得了多少奖都没用，对电影产业一点用都没有，自娱自乐！
时代周报：为了应对你看到的这个未来，你觉得大家可以做点什么？
张艺谋：就是自己拍好每一部电影。文艺的也行，商业的也行，我们自己不要单一化。我看到的导演有大部分都厚此薄彼，这个当然就不对了。搞商业片的就说小独立片不灵了，小独立电影在国外得奖了就说商业电影挤压独立电影空间了，庸俗了，大家互相瞧不上，这实在都是些小家子气。
市场上每一条狗都可以叫，咱要把自个儿的事弄好，不要说什么谁把谁欺负了。要出文艺那就把文艺拍得非常吸引观众，别人也喜欢；或者你光得奖，想办法让观众喜欢；拍商业就拍到真能卖钱，年轻人也爱看，也有自己的明星。把自个儿的事做好，别看别人不顺眼，别排他。你还八字没见一撇了，这就拆拆拆，一大堆事儿就出来了。电影圈内还经常开论坛，各种人来开会，提意见。我认为这是短视。
我觉得电影行业完全像房地产，不看谁的意见，谁说都没有用，它自己像滚滚洪流，就顺着自己往前走。
时代周报：这么多年来你从来没有停止对新类型电影的探索，是不是和你的这些思考有关。因为你认为中国电影做的探索不够？
张艺谋：哎呀，我都不敢拿那么大的责任要求自己，指导自己。对我而言，一个是挑战自己，一个是也有一点弹性，还一个是别让自己那么老派。我完全是自个儿一个人在想这些东西，我还真没跟这个伟大的事业做那么多连带关系。所以我老说其实导演很简单，我们说我们承载了责任，我们确实有一种无形的责任，但是你也别把那承载的责任忒当回事。一旦太当回事，自己的动作就容易变形了，运动员上场就不会跑了。
“山楂树”一败涂地也有意义
时代周报：很多人把你看做中国电影的标杆性人物，无论是国际名作还是商业大片。如果让你回头比较一下，在拍《山楂树之恋》的时候和拍《活着》、《英雄》的时候，你的心态有什么不同？
张艺谋：其实都一样。外界对我有很多猜测，比如我的成长道路啊，理性安排啊，战略取向啊。包括创作心态，外界不了解情况就会有许多猜测。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心态上的改变，当然我年纪越来越大了，可能越来越有经验了，生活履历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实际上，对待创作，我自己的态度是一贯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我自己的喜好也几乎是一贯的，原则上我是喜欢设色浓郁、风格强烈的。每次大家所看到的不同都是因为故事不同、取向不同，因为你在拍电影的时候考虑不同。
例如《英雄》，大家说那是中国大片的一个开始，但实际上开始的时候根本没往那个方面想。原来只是因为我一直喜欢武侠片，所以一直在搞这个剧本，当时还是按照我的惯例从文学改编开始，可是金庸、古龙、温瑞安、梁羽生他们的好作品都改完了，我不想重复，所以就自己攒一个吧。正在攒得差不多了的时候，《卧虎藏龙》横空出世，我们当时就说，哎呀，这个不要再拍了，再拍就是跟风了（笑）。但是实在是因为剧本攒了三四年了，我又是个武侠迷，所以还是拍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卧虎藏龙》和《英雄》的老板是同一个，《卧虎藏龙》带来中国武侠电影在世界大卖的局面，老板就跟我们说：“要不要李连杰，要不要梁朝伟、张曼玉？”我说：“可以吗？那样得多少钱？”老板就说可以啊，现在这样的电影好卖啊。所以就在老板的鼓动下拍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英雄》。就这么把一个中小型的武侠片弄成了一个当时最大的电影了。所以你看我自己都是无意识的，并不知道商业片来临了。我还没有这么嗅觉敏锐呢！没那么刻意去想 “商业时代来临了！自己要做一个吃螃蟹的人了！”
时代周报：有人说你现在的状态是“见山又似山”，应该有点达到了无拘无束只做自己想做的电影的境界。但每一位导演面对票房、面对市场都会有压力。你自己怎么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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