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父女合作《铁梨花》将搬上电影银幕——
30多年前，严歌苓的父亲萧马为同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严的继母写了一部戏。然而，这个“一人写，一人演”的美好愿望直到今天也没能实现。30年后，尽管继母再也无法出演剧中的女主角，但4万字的电影剧本，最终在父女俩的合作下变成了一部16万字的小说。《铁梨花》在今年上半年正式出版并且已经改编成电视剧。据悉，该剧电影版权也于近日售出，终将搬上电影银幕。
刚刚从青海采风回到北京的严歌苓，显得有些疲惫，父亲最近身体不是很好，这让她有些担心。这么多年的写作，父亲一直是她最忠实的读者和批评家，“最开始，我的父亲带着我飞，现在他年纪大了，我希望他还能有一次闪光，让读者读到他的作品……乌鸦很讨厌，但是乌鸟反哺还是很美的。”
严歌苓亲自操刀为父改剧本
《铁梨花》故事描述一个名叫凤儿的女子，在混乱的时局里与几个男人的爱恨纠葛。民国，晋陕交界，黄土坡上迎来一顶鲜红的花轿。雄踞一方的赵旅长竟然娶了个盗墓贼家的女儿做五姨太，两个月后，这个怀有赵家独子的女人奇迹般地逃离了赵家，成了一个名叫铁梨花的盗墓女首。
严歌苓说，这个故事最初是父亲专门为继母写的，让她能狠狠地过一把戏瘾，当时这部4万余字的电影剧本在杂志上发表过，但由于各种机缘巧合，始终没能改编成电影。但是，这个故事却在女儿严歌苓的记忆中挥之不去，“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印象很深，故事惊心动魄，它把一个女盗墓贼的形象写得非常独特，有大爱也有大恶，色彩非常绚烂的一个角色。”
对于这次改编严歌苓介绍说，剧本首先由父亲改写，自己则在保留了故事的主题线索以及人物脉络的基础上，用中原的语言、河南话、洛阳话再重写了一遍，对话上也做了一些调整，并且加入了一些女性心理活动的描写。
对于女儿的改编，父亲是否满意，严歌苓笑着说，“他说还挺像的。” 父亲建议严歌苓向迟子建学习
其实，严歌苓和父亲合作创作并不是第一次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严歌苓刚刚出道的时候，曾经改编过父亲的短篇小说《无词的歌》，但她是第一次写电影剧本，因此每个细节都记得非常清晰。
父亲在这个小说里，讲了一个志愿军小提琴手流落在朝鲜森林里和一个朝鲜阿妈妮的故事。严歌苓觉得这个诗意的小说非常适合改编成一个音乐电影，于是便把它写了出来，但是那一次父亲看完之后觉得根本不行，只能重新再来，父亲亲自动笔帮女儿修改，他当时没有改完，但是聪明的女儿马上就感觉到了，这才是电影。
几年前，《人寰》在台湾得了大奖，在所有人的赞美声中，父亲静静地抛出一句，“你在走向理性，形象思维在枯竭。”从那以后，严歌苓摒弃了那种写法，回到“白描”，在形而上比较重的手法上，她基本上就放松了。然而，新的困惑又出现了，“过去人家说我雅不可耐，我也不想，什么是最适中的，我始终不知道，那我只好走着来吧，试一下，这个作品如果不甚成功，那我总还有下部作品再来，来补足这个遗憾。”
除了严歌苓的作品，父亲几乎遍览群书，对当代作家也非常了解，并且“与时俱进”，前几年卫慧很红的时候，他跟女儿说，“其实不要对她误会，她还是很有才华的。”看到好的作品，也会热心地向女儿推荐，要“向别人学习”，“今天早上，他还跟我说，迟子建的作品很大气”。
对国家民族的忧患：
一代比一代轻
严歌苓的父亲笔名萧马，原名严敦勳， 1930年出生于上海。老爷子自称，“原学工，后从文，蹉跎半生，书剑两误，遂成老卒，徘徊河界，爬过的百余万格子，算是步履蹒跚的足迹，早已‘零落成泥碾作尘’了，但永远也不奢望‘香如故’。”
父女俩的关系从小就可谓“亦师亦友”。从小活泼好动的严歌苓可以说生活在“艺术”的世界里，父亲最初是个建筑设计家，“我住过两幢他设计的房子，也在他设计的剧院里看过戏”，此外，父亲还是个画家和音乐家，“他的小提琴拉得很好，我的童年就是在音乐和绘画中度过的。”
在女儿眼中，父亲是典型的老一辈文人代表，“他非常有忧患意识，对国家、民族，他认为自己有代言的任务。”严歌苓说，父亲很早就加入地下党，是学生运动的领袖，“他是和这个国家一起成长、非常有理想的一代人，为了理想可以冒生命危险去参加革命的，包括这种打下江山的忧患 ，所以他的作品有很深的这样的烙印。”
在上个世纪80年代，萧马的几部作品都曾获过大奖，“这些作品都有很深的对过去我们民族、国家走过的历史的沉重的反思，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轻了一点，再往下一代更轻了一点，越来越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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