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在中西学的看法方面，王国维前期曾确信唯西学可救中国。然而辛亥革命以后，尤其是经过一次世界大战，其思想却日益倾向文化保守主义。在学术与政治关系的认识方面，王国维前后也有一些变化。中国古代学术，素有注重“经世致用”的深厚传统，这种情况，虽有其积极的一面，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学术对政治的依附关系，因而在20世纪初年，即受到了王国维的质疑。可以说，他是中国近代最早倡导非功利主义学术观的人之一。但辛亥革命以后，他却一改前说，开始强调起学术和政治道德的关系来。有些地方甚至又在肯定先前所反对的东西。这应当说是一个很值得人们深思的现象。
王氏一生的学术主攻，大致经历了从哲学、美学，到文学，再到史学的几次大转变。过去对此的解释，主要依据王氏本人所作的《三十自序》(见原载1907年《教育世界》)和罗振玉的《海宁王忠悫公传》，较多从个性或辛亥鼎革对其思想的刺激上着眼。但目前提供的许多材料却启示我们，王国维学术几次转向的内在理路，可从另一个更深的层次，即从王氏对现代学术发展趋势的把握上去理解其自觉追求的治学道路。
清末以前的中外学术交往基本上是不平等交流，即西学的单向输入，而真正的双向交流始于罗振玉、柯劭(文加心)、王国维等人，尤以王国维为代表。王国维身处清末民初史料大发现的时代，兼具精通数门外语、谙熟西方哲学、与处于学术前沿的中外一流学者密切交流的优势，因而在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等众多新学术领域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这次在整理《全集》的过程中，搜集到王国维与罗振玉、沈曾植、柯劭(文加心)、张尔田、吴昌绶、容庚、内藤湖南、神田信畅、铃木虎雄等数十名中外学人来往书信和日记、档案等材料，其中不少内容突破陈说，可让我们找到王国维如何与中外学人切磋，从而取得重建古史、创立众多新学科的成就的原因。据此材料还可以扩展研究的对象，或合并研究，那其学术价值更大。
胡逢祥最后欣喜地告诉记者，自赵万里先生《王静安先生年谱》对王氏著述作进行系统编年后，各家续编年谱或年表对此迭有修补，但仍存在一些问题。而这次全集在编纂的过程中，利用手头掌握的大量书信和手稿，为王氏著述的写作过程和确切年代提供了依据，基本上解决了其所有著述的编年问题。同时，由于整个编纂过程集中了许多手稿等原始材料，经过仔细对比和系统考证，对过去阅读王氏作品中的一些疑惑和误解，基本作了全面澄清。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