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地写过小说的人大概会明白，细节是真实性的基础，生活细节最难虚构，“红”中诸凡大富之家的饮食起居、吃喝玩乐、服装用具、礼数排场、建筑庭园、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红白喜事、梳妆打扮、收入支出、迎来送往……如果没有生活经验，没有至少是见过听过——没吃过猪肉至少也见过猪跑，没有一定的生活事实作根据，你是虚构不出来的，虚构出来也会是捉襟见肘，破绽百出。
其次，情理逻辑是真实性的概括，真实性的纲，你的总体把握必须符合人生的、人性的与历史的社会的逻辑。
而文学与非文学的最大不同，往往首先在于人物性格的鲜明化。鲜明了才引人注目，才过目难忘，才一见倾心，才令读者击节赞赏，才令人回味不已。而实际生活中，你很难找到那么纯、那么鲜、那么耀眼、那么与众不同的人物，如黛玉、如宝钗、如袭人、如晴雯、如宝玉、如探春者。原因其实很简单，人都要生活，生活是立体的与杂沓的，常常是平凡的，你只有单一的鲜明，你根本活不下去。黛玉一味孤高，只能枕月乘风，根本不可能在大观园活命两个月。宝钗一味完满匀称，根本不可能像一个活人似的维持自己的脉搏、消化、排泄与内分泌更不必说每月的例假了。实际生活的根本特点是平凡，你当了皇上娘娘，自我感觉仍然会是难耐的平凡。而小说的要求是不平凡，这是最大的文学与真实间的悖论。其次，所有的社会，都有太多的共性要求、自己的普适规范，所有的社会的政权、学堂、尊长、师表、家长、村镇、社区、教会、团体、社会舆论与新闻媒体都肯定是按社会的共识、按集体的意识与无意识、按人性的平均数而不是按个性、更不是按个性的鲜明性来塑造一个人的。不要说是清代这种意识形态上了无新意的封建社会，就是整天把个人主义把个性化挂在嘴上的欧美，它们的白领蓝领、成功人士与购彩票中特奖者，毒枭与杀人狂也做不到像《红楼梦》中的人物那样生气洋溢与个性鲜明。《红楼梦》的人物描写的成功中，显然表明的是曹雪芹的文学功力，他的对于人性的深刻了解与无限困惑，而绝对不是曹雪芹的运气：他独独碰到了那么多个性非凡的人物尤其是少女。
环境与氛围的独特性也是“被真实”出来的。一名宝玉，几十名(包括丫头)美少女，无怪乎索隐派会认为宝玉其实是顺治皇帝，其实顺治皇帝也没有这样的艳福，他一生面对多少军事政治的戎马倥偬挑战威胁，哪有那么多宝玉式的闲心去欣赏受用少女的青春、美丽和钟情！不存在的贵妃省亲情节也写得那样有声有色、有谱有派，那么那些吃酒、听戏、过生日的各种烈火烹油、鲜花著锦的场面岂不是文学出来、移花借木过来的！
最明显的，最接近“穿帮”的人物描写是赵姨娘与贾环，在“红”中，所有的人物都是圆的、立体的，而赵氏母子写得那样扁平，曹氏对这两个人是抱着相当的厌恶来写的，当然，赵的声口仍然生动泼辣、野中带荤。而最戏剧化的、带有人为的巧合色彩的情节是二尤的故事，它经过了作者的大渲染大编织无疑。
真真假假，有有无无，这就是文学，这就是文学的天才和魅力，这就叫创造，这就叫笔能通神，这就叫文学与人生竞赛。我相信上亿上千万的读者当中，被感动被真实被猜谜的，仍然是起动于对小说创作文本的喜爱，而不是史学的郑重与推理的癖好。面对杰作《红楼梦》，我致力于体贴与穿透。要体贴作者，体贴人物，体贴写作。我不作意识形态的定性也不给他们穿靴戴帽。例如宝玉一见黛玉就问林有玉无有，及至知道黛玉无玉，便摔玉砸玉，这是无法解释的，也很少有人解释。但是如果你尽量去体贴少年乃至儿童的情意，体贴他的对于黛玉的亲切感认同感无差别感无距离感，那么他的天真纯洁轻信的“可有玉吗”的提问就催人泪下，感人至深。而有玉无玉的困扰，从此如影随形、如鬼附体一样地跟随上了宝黛、折磨上了宝黛，永无解释也永无缓释，令宝黛与亿万读者痛苦了一辈子又一辈子。同样的体贴也会让我们不再一味地为鸳鸯抗婚尤其是殉主喝彩，而是为鸳鸯的命运而哀哭悲愤泣血洒泪。当然，同样的体贴使我们不可能以名教杀人的封建刽子手的眼光去要求袭人为宝玉守节……穿透，就是说我们不可能“被真实”到了笃信不疑的程度，我们在为黛玉的眼泪与诗作而感动不已的同时也会看到她对于刘老老的污辱与蔑视，看到她的种种的不妥，看到她与宝玉远远挂不上反封建的荣誉骑士勋章。尤其是她与宝玉居然对于搜检大观园毫无反应，甚至比不上被一般认为是维护封建的探春的强烈批判。尤其是宝玉，对于那些为他献出了青春、劳作与真情的少女，没有向乃母与乃祖母说过一句辩诬与维护的话……而晴雯的针尖麦芒、拔份好胜、她的才女兼美女的刺儿，同样令人不能不哀其不幸，怜其不智也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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