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农村人，我现在户口已经在城里了。但是村里人把我当城里人看，城里人把我当农村人看，里外不是人。”2005年11月8日一篇新闻报道里的这段话其实直点了《平原》的腰眼——毕飞宇《平原》里全神贯注致力于描绘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这个背景是可以替换的。
如果说人生的问题是“平原”表面的庄稼是说不尽的，人性的问题是“平原”下面的富矿难以挖掘到，那么长篇小说《平原》就是——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一个高中毕业生回乡务农，心有不甘，想脱离这片土地，和两个女人的纠葛……如果这样介绍一本书的大致内容，更多的人会认为我是在介绍路遥《人生》里的高佳林。同样的概括其实也可以用在毕飞宇这部新作《平原》的主人公端方身上。所不同的是，在高佳林和巧珍二十几年之后被塑造的端方、三丫和吴蔓玲身上有了性的冲动，在他们身上彻骨疼痛让他们寝食难安甚至为此丧命，找寻人生的出口在《平原》中也更多的是在找寻性爱的突破口。
毕飞宇在他的创作阐述里说：“我一直想弄明白，人应当是怎样的。很遗憾，我没有找到答案。因而这本书反而有了一个强劲的推动力——有时候，人为什么会如此不尽人意？”在阅读完《平原》之后，我遗憾地发现，以毕飞宇本来具有的写作功力，这个努力并没能在字里行间被感觉到。
如果单看“平原”这两个字，你会赞叹这是一个绝好的名字！广大！稳当！下面蕴涵着无限的可能！但是整部作品展示的只是上面看得见的“庄稼”，即使是表面上的“玉米”也远不如毕飞宇那个人见人爱的中篇《玉米》绝妙到的那样的出神入化，而这个好题目该与之相配的在平原、土壤下面的那些无尽的“富矿”则远没有被狠狠地挖下去。一个是看得见的“平原”——作者没有把中篇《玉米》的精到使匀了力气放在一个长篇里；一个是看不见的“平原”——即使是以城市化、后来人的角度解读的农村，也没能让人引发出“人性为什么如此”的思考。
我同意作者在写作阐述中所说：《平原》有“对农民的恐惧感”，这种恐惧在上个世纪路遥那一代作家的笔下还远没有触及和展开，但人性阴暗凶残的一面在路遥后来的各种样式各种流派的文学里只要稍许涉及又都会比《平原》里的恶有过之无不及，并不能看成是《平原》的某种新拓展。作者一直强调的1976年的社会背景，其实同样没有解决的问题在今天依然是个艰难的门槛。在2005年11月8日的新闻里：一篇《户籍改革20年害惨一代人城乡隔膜依然难以解决》的新闻报道其实就是高佳林、端方们的人生问题。像《北京人在纽约》一样，两种文化的差异、城乡心理的隔膜不是政策、户籍就能解决的，更是一种文化的冲突：有了彼地的文化，你既融不进此地的文化，也回不到原地的文化，只能漂泊在中间地带。如此这样说，又动摇了七十年代那个社会大背景在《平原》里的决定性地位。
看《平原》，可以感到毕飞宇在努力描画出一幅图景：平原上一个年轻的男子走过，他从70年代走过来，他身后是萧条的村庄，这个画面还带着人声犬吠，他竭力想走向灯火灿烂的远方，他健壮而疲惫，他挣扎，他不知道他能走到哪里……但是这个图景只是人生的而不是人性的。两个词最重要的差别就在于有或没有这个“心”字。这一点之差就像寂寞和孤独的差别，就像烦恼和痛苦的差别，就像聪明和智慧的差别，就像想法和思想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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