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已经被外界媒体誉为“一年一度世界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从1月7日到2月15日，中国大陆约有18.9亿人次参与这场壮观的迁徙活动。在17岁之前，每当看到类似的消息，我就沮丧不已。这并不是因为我也要背着行李去挤火车，恰恰相反，我为自己无法拥有一个冬天的旅行而伤感。对于一个“庸俗浪漫主义”的少年来说，火车意味着传奇、景观和邂逅相遇。当然，不仅仅是这些。多年以后，读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他特别提到两种繁盛于18世纪的想象方式——小说和报纸——使我们能够“复述”设想出的民族社群。同样，火车和信件也能使封闭的小镇居民拥有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记得当时有一首流行歌曲的MTV，就是一个背着行囊的年轻人沿着长长的铁轨行走。这个现在看来不免可笑的镜头，却使得从未离开家门的我热血沸腾，执意在高考志愿上填满外省的学校。
等我如愿以偿地坐在车厢里奔赴中文系报到的时候，依然对火车保持着文学的想像。看着窗外一闪而过的长江、都市和江南水田，第一次出门远行的我甚至没有闻到那些浓郁的汗水味道，那时觉得现实仿佛梦境。彻底击碎这种想像的正是“春运”。我从一个著名的民工集散地（那也是盛产贪官的地方）上车，在起点站车厢就已满员。但是这列普快（等于慢车）还将一路停靠，每当快到站的时候，车厢里的人就赶忙将车窗玻璃拉下，听着人声像锅里的开水一样沸腾起来，车慢慢停下。这时，车厢内外就会上演一场残酷的“战斗”，车门已经完全无法上客，窗外的人只能用棍棒之类的东西使劲地撬窗玻璃，窗内的人则拼命按住车窗。一旦玻璃被撬开，就会像攻城一样转眼之间钻进十几个人。幸运的是，由于座位下、行李架包括桌子上都堆满了人，虽然新挤进来的人和原来的乘客互相威胁乃至要动刀子，但实在没用动拳脚的“战场”，只能作罢。再加上，“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当火车抵达下一站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为“战友”，共同抵御着新的“入侵者”。就这样，每年一度的“春运”经历（其残酷性远非上述文字所能形容）不仅使得我放弃了关于火车的文学想像，也逐渐使得我对自己从事的文学专业有些不满。
费孝通先生曾经谈到自己的一次旅行：“从采石矶下来，我从南京上高速公路，到苏州，一路上看到的城乡外貌，是一个从小农经济到初步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虽然我的火车路线与费老并不完全一致，感受却是相似的。但不同的是，当一个文学出身的写作者面对具体的现实，不能不有一种致命的无力感。如果他选择用文学介入现实，稍有不当就会给文学造成伤害，近百年惨不忍睹的文学史已经无数次证明这点。詹姆逊有一个著名的判断：“所有第三世界的本文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这或许为文学如何介入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出口，但它很难为社会问题本身的解决提供什么方向。当下已经不乏文学出身的批判知识分子，可惜他们面对现实所开的理论药方，还不如他们那些蹩脚的文学论文——前者有用但主要是“副作用”，后者没用但是无公害。刚刚逝去的“九叶派诗人”之一王辛笛，在《风景》中开篇即写道：“列车轧在中国的肋骨上/一节接着一节社会问题。”我们不能以社会问题为理由取消文学，也不能以文学为理由取消社会问题。那么，两者能否天然地结合在一起？我不敢说不，也不敢说是。《风景》末尾，是王辛笛的一声叹息：“瘦的耕牛和更瘦的人/都是病，不是风景！”只是如今，这声“不是风景”的叹息再度成为“文学史上的风景”。
事实上，火车上的社会问题远非文学所能一一回应的。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最好都能亲自乘一下“春运”中的硬座非空调火车，享受那种“没文化苦旅”。当然，乘过火车也不必然拥有对现实的发言权，但它至少可以使得学者知道“空中楼阁”之外还有些什么，至少可以使得一些所谓的“草根学者”不至于成为“花样学者”。
2004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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