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日记，对于吴宓的后半生，已经是唯一的精神寄托，只有在日记里他才能够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对于解放后的许多问题，吴宓都有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是和新文化运动时期他的主张一脉相承的，由此可见出他对自己的信念那份执著：
至于□□□□全部理想及办法，根本错误，盖务争杀劫夺而不行仁义道德。又不事休养生息、无为而治，使中国之民皆自愿为之效死，而劳扰之、束缚之、困迫之、训责之、操练之、整齐之、改造之，至于过急过甚。此实违背治道之大本，尤不合中国之民性。
类似的言论还有：
即所谓最上最尊之工农兵，其工作皆极紧张，其生活乃极严肃，其心情乃极烦苦，特相互竞赛、相互监视，随众依式，莫敢自陈而已。此额外，党员非党员，全国千万之学生各界职员，皆以劳苦过度，营养休息不足，而成痼疾或致夭亡，即其不病不死之男女老少，亦皆学得残虐斗杀之心情，愤戾骄横之姿态，瞋目切齿，闭唇握拳，而中国数千年温厚祥和之风，优游暇豫之容，从此永绝矣。
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吴宓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他那温和敦厚的“仁义道德”。然而人性的不断完善，终究是永恒的一个课题，这也是吴宓对西方的古希腊文化、基督教、佛教和中国的儒家文化综合思考后的结论。因此，他无法接受一个“无文化、无礼教、无感情、无历史、无宗教信仰”的社会，但现实却是一片打杀之声，他不能不有一种隐隐的预感——“服之不衷，大乱之象征耳”。十年之后，吴宓的预感不幸成为现实。
易卜生在《人民公敌》中说过:“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那个最孤独的人”。上个世纪50年代，掀开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幸命运最初的页码，一部分在改造中“洗心革面”，一部分在运动中走向了终结。直到70年代末期，才迎来了知识分子的春天。在这漫长的30年里，吴宓正如1934年曾为他写过小传的温源宁说过的那样——“瘦削的躯体活像一根结实、梆硬的钢条”——就是这副铮铮铁骨，让他在全国一片叫好声里，孤独地坚守着他的文化理想和独立人格。针对再度提出的汉字字母化的叫嚷，吴宓明确阐明：“中文重形西文重声。中文入于目而止于心，西文出于口而纳于耳。中文近图画，西文近音乐。……故在中国，几百年学术思想更不能脱离文字书籍。”如果没有中西文化的深厚底蕴，如果没有一个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操守，在那样一个岁月里，他怎么可能坚持下来？他也印证了陈寅恪的那句话“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当年王国维投湖身亡留下遗书指定陈寅恪、吴宓来处理他的后事，看来也是别有深意。
关于吴宓、陈寅恪等人的学术研究，一阵喧嚣之后，归于了沉寂。说实话，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吴宓不是一个适合的研究对象，他除了留下几十本日记之外，鲜有著述，生前仅有《吴宓自编年谱》和《吴宓诗集》出版以及他主编的《学衡》。然而，在这个学术成果汗牛充栋、思想却一片荒芜的当下，以吴宓作为研究对象，人生的启迪要远远大于学术上的成就。温源宁还说过，吴宓总是把文学和道德混为一谈。换句话说，吴宓是把做学问和做人合二为一的。一个真诚善良的人，是远比一个道貌岸然的学问家更可爱、更值得钦佩的。是吴宓，让人看到了什么是人格独立，什么是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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