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加耶夫斯基：寻找光明，但永远不忘记黑暗
南都周刊2014年度第12期
在灾难和希望、残缺和赞美之间的琴弦上行走，构成了扎加耶夫斯基内在的诗歌张力。而由于波兰的苦难历史，他对中国历史也给予了关注和深深的理解。
记者_唐不遇 摄影_孙海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
波兰极具国际影响的诗人、小说家和散文家。1945年生于利沃夫（今属乌克兰），出生后即随全家迁居格利维采。毕业于克拉科夫雅盖沃大学哲学系。波兰“新浪潮”诗歌的代表人物。1982年移居巴黎。曾在美国多所大学执教。后回到波兰，定居克拉科夫。至今已出版诗集12本，作品被翻译为包括英、法、德语在内的多种语言出版并获得多种国际文学奖。
2014年3月27日下午，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中医私人诊所里，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回答完最后一个问题，愉快地说：“我喜欢你的问题”,便不紧不慢地踱出房间，到对面的诊疗室里继续扎针灸。
这位在国际诗坛声名卓著的波兰诗人是第一次来到中国，也是首次接受中国媒体的专访。不过，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的身体是第一次踏入中国土地，而他的头脑早就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遨游了。
那天下午，我们坐在房间里，一边喝茶一边聊天。扎加耶夫斯基背对着明亮的窗户，坐在窗台上。向他提问的时候，得仰对着他，就像仰对一朵来自异域的硕大的木棉花。
扎加耶夫斯基，这位在二战结束后第二天出生的诗人，历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波兰“新浪潮”诗歌运动的洗礼，在1982年移居巴黎之后，便迅速成长为继米沃什、赫伯特、辛波斯卡之后波兰最杰出的诗人，波兰现代诗歌遗产最重要的继承人。而这些人，还有布罗茨基，在生前都曾是他的朋友，对他的诗赞誉有加。
虽然扎加耶夫斯基的诗集尚未在中国公开出版，但他的诗早就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诗人和诗歌爱好者中广泛流传，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去年11月，他获得了由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主办的第四届中坤国际诗歌奖，不过并未出席颁奖礼。而这次中国之行，他的目的便是到广州领取《诗歌与人》杂志主办的“第九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再次接受中国诗歌界的致敬。
从小就听过马可·波罗游记故事的扎加耶夫斯基，对中国文化有着浓郁的兴趣。在大学攻读哲学时，他学习了中国道家和儒家哲学。而作为诗人，最吸引他的无疑是中国古典诗歌，“在宁静的阅读中陶醉于诗中，仿佛生命瞬间终止了”。他家里有几十本中国古典诗歌译本，主要是英文译本，也有几本是波兰文译本，他非常喜欢李白、杜甫、王维等人的诗，“他们是我的好朋友。”
由于波兰苦难的历史，扎加耶夫斯基对中国历史上的疯狂悲剧也给予关注和深深的理解。3月30日下午，他在广州星河湾酒店正式接受了“第九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并发表获奖演说。在向中国古代伟大诗人致敬后，他特别提到了秦始皇焚书坑儒、1433年中国突然停止远航和“文化大革命”，“这些事件的发生和残忍嗜杀都令人感到瞠目结舌，仿佛这并不是政治噩梦，而是人间噩梦。”
米沃什曾赞叹：“历史和形而上的沉思在扎加耶夫斯基的诗中得以统一。”对扎加耶夫斯基来说，“写作诗歌是不间断地表现历史的一种尝试”。对历史的处理检验着波兰诗人的良心和技艺。背负着沉重的历史，他们不得不把“真实”置于最高准则。
在这种真实准则中，正视残酷的命运，但永远不丧失希望，永远保持一种坚韧的积极的态度，在诗歌中激发出一种重建的力量，或许就是扎加耶夫斯基所说的“对意义的寻找”。他将波兰诗歌在世界上的巨大影响力归功于此。
“我们这一代诗人，尤其是欧洲诗人，写作的任务就是积极地寻找新的道路和新的生命。”扎加耶夫斯基说。
苏珊·桑塔格从他的文字中发现了那种普遍的人性的力量：“这里虽然有痛苦，但平静总能不断地降临。这里有忧伤，但也有别人的才华所带来的让作家感到坚强的欢乐。这里有鄙视，但博爱的钟声迟早会敲响。这里也有绝望，但慰藉的到来同样势不可当。”
《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是扎加耶夫斯基最著名的一首诗，也是这个地球迎来新世纪的黎明之后所呈现的最有力的诗。在 “9.11事件”后第六天，《纽约客》首次（也是惟一一次）在封底的位置发表了这首诗，使扎加耶夫斯基的名字一夜间在美国家喻户晓。无数悲伤的美国人捧着这首诗祈祷，无数悲伤的家庭把这首诗贴在了冰箱上。
在灾难和希望、残缺和赞美之间的琴弦上行走，构成了扎加耶夫斯基内在的诗歌张力，那种平衡感也强化了他的音色。有人这样评论他的诗：“扎加耶夫斯基的诗使我们想到了神像画，其中有着黑暗的成分，同时也有突临的光明或神启的时刻。”扎加耶夫斯基告诉我，他同意这个看法。
那天下午，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窗玻璃外是开始西沉的太阳，他在斜晖中意味深长地说：“要寻找光明，但永远不要忘记黑暗。”而我则想起了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也是快结束的时候，窗外的珠江上突然传来一声响亮的汽笛声，打破了会场的沉闷和单调，也打断了扎加耶夫斯基的发言。
一直盯着天花板颇为严肃地回答记者问题的扎加耶夫斯基突然笑了，他掉头望向窗外，对着明亮的春光赞美说：“真好听！”
南都周刊对话扎加耶夫斯基
希望去赞美，却又感受到阻力
南都周刊：能谈谈你的名作《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吗？我知道它的广泛流传，和“9.11事件”有关。
扎加耶夫斯基：这首诗是在1999年春天写的——或者2000年春天——我不确定。在“9.11事件”发生之前，《纽约客》诗歌编辑爱丽丝·奎因（Alice Quinn）已经拿到了我的一批未发表手稿，包括这首诗。“9.11”前一天，她刚好在看我的手稿。“9.11”发生后，《纽约客》编辑部召开会议，对奎因说，我们需要一首诗来回应这次灾难。奎因说，我想不到发表什么诗。当天她回去后，又看了我的手稿，找到了这首诗。六天以后，《纽约客》在封底发表了这首诗。
南都周刊：这首诗发表以后，反响如何？
扎加耶夫斯基：非常强烈。我收到了很多信。我的诗从没有经历过这样强烈的反馈。
南都周刊：这首诗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下写的？
扎加耶夫斯基：产生这首诗的想法的时候，我正一个人搭火车，很孤单，就胡思乱想，突然之间就想起自己17岁那年，有一次和父亲去爬山的情景。我父亲很喜欢爬山，但我没有这种爱好，我常常受父亲强迫，被拉去一起爬山。那一次，我们经过一个小村落，这是很奇怪的一个地方，村子里的居民都被赶出去了。这片地区五六十个村庄的居民都是乌克兰人，二战期间他们中的部分人属于极端组织，曾经和纳粹合作。战后，波兰政府就采取措施，这片地区的居民，无论是否和那个极端组织有关系，一律被赶出去。我们路过这个村子，由于先前有人在这里生存过，所以村子废弃后，果园因为没有人打理，长势很旺，开着很多花，让我感受到一个损毁的世界。
南都周刊：为什么要“尝试赞美”呢？
扎加耶夫斯基：我本来想写点积极的东西。这是一个残缺的世界，但你感到一种欲望，希望去赞美它，却又感受到一种阻力，不像鸟能够自然地歌唱和赞美。
南都周刊：那么，这是一首怀有希望的诗，还是一首悲观的诗？
扎加耶夫斯基：诗人评价自己的诗是最困难的事情。硬要我回顾的话，我觉得它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还是有些乐观的成分。
南都周刊：从普通读者的角度看，这首诗还是光明比黑暗多，希望比绝望多。在写作中，你怎么看待光明与黑暗？
扎加耶夫斯基：这是个大问题，很复杂，没法用一两句话来说清楚。我自己更向往光明。但没有黑暗的话，光明也没法存在。要寻找光明，但永远不要忘记黑暗。这是个讲不完的话题，二者一直都是共存的。
南都周刊：米沃什也有一首在中国广为流传的诗《礼物》，表达了一种历经沧桑之后的澄明之境。它在波兰也很有名吗？
扎加耶夫斯基：这首诗不是米沃什最有名的诗，但是他最有名的十来首诗之一。米沃什自己喜欢读这首诗。我感觉这首诗有一种佛家的味道，这是一首忘我之诗，有一种忘掉自我的存在，把自己融入世界的感觉。而米沃什本人的性格是很强的。
南都周刊：你希望达到这种境界吗？
扎加耶夫斯基：当然，但是不容易。
诗歌也是一种妥协
南都周刊：对于现代诗来说，隐喻是非常重要的技巧。1970年，波兰“新浪潮”诗歌运动曾发表纲领性文件《紧箍咒》，呼吁写作要摆脱隐喻，你曾是“新浪潮”诗歌的代表人物，我想知道，你自己是怎么看待隐喻的？
扎加耶夫斯基：二战后波兰诗歌与传统的断裂，主要体现在使用隐喻的减少。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比如现年93岁的诗人鲁热维奇（Rozewicz），当时就主张不要隐喻，理由类似阿多诺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对他来说隐喻也是野蛮的。在经过战争的残酷屠杀之后，有些东西断裂了。
我并不持这种看法。诗歌历史进程的改变，不需要外力。在我看来，隐喻当然是诗歌重要的一部分。无论诗歌是否与政治发生联系，都不影响隐喻的使用。隐喻是一种理解上的跳跃，没有隐喻的话，诗歌就会像文章一样，没有自身的特点。通过隐喻，你可以触碰到生活中那些无法触碰的事物，不需要当一个超现实主义者，就可以感受到生活中的惊奇。
但另一方面，也存在隐喻的密度问题。有一些诗人会密集地使用隐喻，这样在表达上就出现一种障碍。所以，我认为应该采取一种折中的办法，选取日常性表达和密集的隐喻之间的道路。诗歌也是一种妥协，是日常沟通和拒绝沟通之间的一种妥协。
南都周刊：那你怎么看待特朗斯特罗姆的隐喻？他被称为“隐喻大师”。
扎加耶夫斯基：我很仰慕他，他的诗可读性很强，在隐喻的背后有很多思考。他不是语言游戏式的诗人，不纯粹为了隐喻而隐喻，而是通过隐喻把他的思考表达出来。在芝加哥大学，我和我的学生一起读特朗斯特罗姆的英译诗歌，那是非常美好的经验。但是，如果鲁热维奇谈到特朗斯特罗姆，他就会说：“啊，特朗斯特罗姆是中立国的诗人！”
南都周刊：但是谈到波兰和东欧，难免会触及政治。你早年也是个政治诗人，1980年代你的风格发生了较大变化，为什么？
扎加耶夫斯基：我二三十岁的时候，已经写了很多诗，那时候的诗有点愤青、政治、一般性，当时“新浪潮”诗歌的风格就是这样的，很多朋友也这样写。那时，我们这代诗人认为写诗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与当时的政治制度进行大辩论，我们生活在那个时期的社会制度里，感觉不幸福，还有书报检查等，自由度很少，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想法。后来，我们的大辩论起到了好的作用，社会发生了变化，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观点和诗风也发生了变化，我希望诗更属于世界文化，而不是政治。我的诗开始带有更多的哲学思辨，融入了更多现代手法，变得更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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