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渔：高考作文，应该转向“公民体”

　　高考恢复三十余年，作文逐渐从“社论体”过渡到“抒情体”，以北京为例，1977年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2009年是“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与“社论体”相比，“抒情体”可以更多表达考生的个性，但是在杨朔和余秋雨两位抒情劳模的谆谆教导之下，抒情也成为一种固定程序，与个性无关。即使考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个性，“抒情体”也不适合成为高考作文的模板，因为人才选拔应该容纳各种个性，不应等同为个性选拔。
　　
　　在我看来，2009年广东高考作文题目“常识”，堪称30余年最具价值的高考作文，它展现了另外一种可能，作文也可以是“公民体”。这种“公民体”不是首创，远的不去追溯，1985年的全国高考作文就是让考生以一所中学学生会的名义，给《光明日报》编辑部写一封信，反映中学附近化工厂的污染问题。可惜这种题目惊鸿一现，直至这次姗姗来迟的“常识”，雪泥鸿爪才算再现。
　　
　　我们经常说国际惯例，按照国际惯例，常识(com m on sense)通常指公民常识。1776年，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初，在很多政治家还没有明确提出“美独”主张的时候，一个来自英国的“叛徒”以“一个英国人”的名义发表了《常识》，他就是托马斯·潘恩。《常识》开篇就对社会和政府作出区别，提醒读者注意政府之恶，最后提出惊世骇俗的“美独”主张，这个主张随后被《独立宣言》吸纳。在只有250万人的北美，《常识》销售了50万册，这个比例在今日中国，大概只有《新华字典》可以望其项背。潘恩的常识，与其说是站在哪一个国家的立场之上，不如说是表达了一个世界公民的立场。因为从国家利益至上的角度来看，他背叛了自己的祖国，是“国家的叛徒”。可是他对君主政体和世袭制的批判，对共和政体和代议制的张扬，却“放之四海而皆准”。《共产党宣言》称“潘恩的名字是民主主义传统和社会主义伟大传统的象征之一”。常识也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专指公民常识，具体而言是公民的权利和责任，这个公民不仅是某一个国家的国民，还是一个世界公民。
　　
　　但是，常识在中国特色里具有很多互不相干的含义，非常容易互相混淆。小学教育曾经设置“常识”课程，这种课程主要指自然常识，常识被等同于知识。在日常生活中，常识主要指生活常识，什么菜和什么菜不能放在一起烧，什么食物有利于治疗什么病症。生活常识对国民具有垄断性的影响，因为人们习惯于从生理而非精神层面观照生命。最可怕的不是自然常识和生活常识代替了常识，而是“潜规则”成为常识。“潜规则”愈演愈烈，一方面表现为“潜规则”成为“明规则”，进而成为“反常识的常识”；另一方面表现为“潜规则”从成人蔓延到未成年人，从“成长仪式”转变为“童子功”。“潜规则”变成“明规则”，非但没有见光死，还更加光明正大、堂而皇之，直至蔓延到未成年人。在张以庆先生的纪录片《幼儿园》里，当一个小朋友被问到为什么长那么高的时候，小朋友的回答是：“因为，我是在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有老师的帮助下长这么高的！”这个小朋友天生就知道潜规则么？显然不是，潜规则之所以成为童子功，正是因为潜规则成为常识。
　　
　　在公民教育严重缺失的情况下，高考作文转向“公民体”成为一种必要的纠正，属于亡羊补牢之举。由于“常识”一词在中国具有太多的歧义，如果此次作文能够将题目明确为“公民常识”，对于中学教育的示范作用将会更加明晰。高考作文承担养育公民常识的功能，是否会伤害写作的肌理？以写作而言，作文似乎更应该表达考生的想象力和美学趣味。但是从本科教育的角度来看，在一个拥有公民常识却缺乏想象力和美学趣味的考生和一个拥有想象力和美学趣味却缺乏公民常识的考生之间，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如果有的专业、有的职业可以用潜规则的标准批改常识作文，那就南辕北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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