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西川推广“现场诗歌” 解释“翻译的政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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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翻译家大多不了解外国诗歌现场

　　记者：今年你刚在美国出版了英文版《蚊子志：西川诗选》，中国当代诗人目前在国外整体影响力如何？

　　西川：中国朦胧诗人有几个非常有影响力，像老北岛。但总体而言，了解中国诗歌的人有限，但真正了解的人又对中国当代诗歌评价很高。比如我刚才提到的朋友、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得主蒂姆·柳本最近就写了一篇文章《曼杰斯塔姆一代》，将我们这一代中国诗人比作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作家。

　　记者：你本身也做翻译，会否考虑亲自翻译自己的作品？

　　西川：这我翻不了，英语不是我的母语。我们课本里学来的是正确的英语，写作不需要正确的英语，写作需要翻跟头的英语，这咱们不会。要是哪天我能用英语吵架了，我就能翻译了。

　　记者：你最近有翻译外国诗歌吗？

　　西川：没有，因为非常耗时间，我也不是一个专门的翻译家。况且，翻译不仅是翻一首诗那么简单，比如还涉及“翻译的政治”，也即选择翻译谁的诗歌；比如翻译还可以作为一种批评的手段，对原文进行删减增补。如果一直停留在技术层面做翻译，我才不搞这个东西呢，它对我的智力不构成挑战，不能让我觉得过瘾。我真正想翻的有庞德，像他这么大一个诗人，在中国居然连一本传记都没有。曾经有学者叫我翻一本《庞德传》，但这意味着我得有一两年都扑在上面，将来再打算吧。

　　记者：庞德说过，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必是一个伟大的翻译时代。可事实上，我们现在能读到的外国翻译诗歌不少是80-100年前的作品，许多当代外国诗人我们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

　　西川：现在是有些出版社在坚持做外国诗歌的翻译出版，但他们都太依赖中国大学里的翻译家，可中国的翻译家和外国诗歌界并没有太多来往，对于外国的诗歌现场不了解，可是了解国外的诗歌现场和诗人圈子恰恰是很重要的。比如最近中国对于东欧诗人的崇拜有点弄疯了，读完布罗斯基读米沃什，读完米沃什读扎加耶夫斯基，读完扎加耶夫斯基读温茨洛瓦……实际上，他们在美国就是一个小圈子。我们的翻译家不了解“现场”的话，就会放大他们的影响力。

　　当然，我也觉得布罗斯基和米沃什写得很好，但把对于他们的热爱转移到稍微差一些的同圈子诗人身上，就有点玩儿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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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多请外国当代诗人来中国交流

　　记者：那么怎样才能了解外国当代诗歌现场？

　　西川：这已经不是翻译的问题，就应该直接把人家请过来，看看他们长什么样，处于什么精神状态，能够带来什么思想观念。但是国内办这么多文学节，真正请来的好诗人却很少，这跟当下中国诗歌圈的习气，跟掌握金钱和学术资源的人自身的见识和愿望都有关系。原来我和朋友们组织过几次诗歌活动，邀请谷川俊太郎、高桥睦郎、平田俊子等日本最优秀的诗人和中国诗人展开对话。我们还请过美国桂冠诗人罗伯特·哈斯和美国垮掉派第二代领袖人物、女诗人布伦达·希尔曼等讨论“一个人如何在自己的写作中对现实作出回应”等话题。我认为，多请些外国诗人来中国交流，比中国诗人出去参加骡马大会（劣质的国际活动）更有意义。

　　记者：你认为诗歌活动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西川：主题讨论。今年八月，我去英国爱丁堡图书节参加了“世界作家大会”。全世界请了五十个作家，其他都是小说家，只有五个诗人。我们讨论了五个问题，包括“文学要不要政治化”、“小说的未来”、“内容与风格”、“有没有一种民族主义的文学”和“审查制度在今天”五个问题，讨论将持续一年在全世界展开。

　　记者：国内的诗歌活动似乎来来去去都是那一圈子诗人，被拉到全国各个城市，像展览似的。

　　西川：我也早觉得这很是个问题，但也不怕他们走来走去，但如果他们在任何地方干的事情都一样就没有意思了。当然中国诗歌活动也有讨论环节，但我要求的是讨论的信息量，很多国内讨论都没有信息量，每人光表达一下态度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我听你那态度干嘛，态度是没有信息量的，你必须告诉我你都干了什么，别告诉我一个态度。

　　记者：关于这个“圈子”，你曾这样评论它的功能：“大家都想安全地进入文学史，安全地获得声望，安全地变得懒惰。”

　　西川：我今天可以更饱满地来说说圈子这事。大家都在批评圈子，圈子有圈子的问题，里面有一些恶习是我很讨厌的。但我今天倒想为它辩护几句。圈子实际上相当于过去的文人结社，像郭沫若、蒋光慈和郁达夫他们就是一个圈子，跟鲁迅的圈子不是一个圈子。圈子曾经有它积极合理的价值，可以使文人互相安慰，告诉你你的写作毕竟在这世界上并不是完全没人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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