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9年中短篇小说集《黄尘》到新作《驴队来到奉先畤》，23年间，著名作家杨争光扎根在乡土气息中，以冷峻峭拔的笔调讲述了一个又一个传奇故事。在他所虚构的世界里有历史、地域、人文的踪影，呈现出极大的艺术张力，蕴含着丰富的象征意味。这在现今当代文学中独树一帜。昨日，由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的《杨争光文集》面世，这不仅是他本人创作生涯的一次检阅和梳理，也是重新开启历史、时间、回忆以及文学的一把钥匙，更是深圳文学创作的又一里程碑。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杨争光，他就文集、新作以及文学创作畅谈了自己的看法。
深圳为我的创作提供了丰沃的土壤
记者：这是你第一次出文集，之前想过这个事情吗？你怎么看这本文集在你创作生涯中的地位？
杨争光：七八年前有别的出版社想要给我出文集，但我不愿意出。总感觉文集是成就很大的作家才会做的事情，对出文集有自己的偏见。后来海天出版社要给我出一套文集，我消除了这种偏见，也比较高兴。我与深圳结缘十几年，也是深圳的本土作家。深圳为我的创作提供了丰沃的土壤。三部长篇小说其中的两部以及两本散文集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在深圳创作的。过去有人说深圳是文化沙漠，我一直不同意这个观点，深圳人读书热情很高，深圳是一座爱书的城市，让深圳出版社出一套文集有特别的意义。与此同时，这本文集也是对自己的检阅、总结，也算是一个小结和检视。
记者：文集一共有十卷，你觉得其中给读者最大的惊喜是什么？
杨争光：文集包括我的主要作品，六卷小说短篇中篇长篇都有。我个人觉得比较特别的是，文集中的戏剧文学卷、诗歌卷以及二卷散文随笔集首次与读者见面。戏剧文学卷收录了五部电影剧本《双旗镇刀客》、《征服者》、《生日》、《兵哥》、《杂嘴子》以及为深圳创作的舞剧剧本《一个城市的舞蹈》。诗集则收录了早年诗歌创作的一部分，在1988年以前的诗歌。
记者：不少人都认为，你的中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更出彩。就你创作而言，哪一个会更得心应手？
杨争光：你让一个作家否定自己的孩子，很困难。说到得心应手，写得顺利与否，来劲不，我觉得是一样的，这个没法比较和量化。我自己觉得中短篇小说可读性更强一些。因为写中篇的时候恰好是我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当编剧，文字的画面感更强烈些，与电影有化解不开的缘分。其实很多东西很难用影像化的方式去表现。只能通过文字描述，不能影像化，变成视听语言。
记者：在你的创作中，哪位作家对你的影响最大？
杨争光：从简洁上说，我得益于写诗。写诗要求字数少，十多年写诗的经历给我一个习惯，节省文字，这个习惯被带到小说的创作。海明威的简洁对我也颇有启发意义。此外，我对契诃夫的评价很高，他是最具智慧的小说家。托尔斯泰、墨西哥著名作家胡安·鲁尔夫、司马迁以及鲁迅，我也很喜欢。
“人和事是小说必须面对的两个东西”
记者：《驴队来到奉先畤》是你的新作，它是一个关于土匪、关于所有中国人的寓言，为什么你会想写这样一个故事？你希望通过这个小说表达什么？
杨争光：这个故事构思很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有，本来想写电影，后来搁置了。去年，《收获》跟我约稿，我想就写它吧。原来的大框架跟现在的版本差不多，但对人性的揭示，对人的挖掘，比现在还更好更到位。很多人问我这部小说要表达的什么，我很难回答。之前我说过，小说之外的话只能在小说之外说。每个人读完小说都会有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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