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小说的蝗虫和蝗灾给人印象深刻，蝗虫聚集引发蝗灾，造成了粮食的稀缺，人被迫去当土匪。蝗虫在小说里是否有隐喻的作用？
杨争光：小说里关于蝗虫的习性是有科学依据的，它与人之间有一种对应的关系。小说发表之后，有朋友给我发了短信，说读了之后令他想起卡尔维诺的一句话，人们可以一刻也不谈论自己是一只蝗虫这个事实，而仅仅谈论做一只蝗虫的最佳方式。我特别赞同。
记者：关于这部小说，《小说选刊》里有两篇文章，一篇是批评性的，一篇是正面赞扬的，你看过之后有什么感受？藏策在批评的文章中说，好故事并不等于好小说。你是否同意这一观点？
杨争光：我觉得都差不多，批评性的文章写得也不错。我同意藏策的观点，小说归根到底是写人，人在做事情，人和事是小说必须面对的两个东西。人是搅在事中，事是人为的，分不开。故事精彩会增加小说的品质，但并不决定小说的品质。有好故事不一定是个好小说，小说有一个好故事也没什么坏处。
小说的结构就是故事和人
记者：最近有一场关于“小说艺术”的讨论，焦点集中在长篇小说是不是结构性强的艺术。你认为一部长篇小说，是结构重要，故事重要，还是语言重要？
杨争光：在讨论问题之前，要把几个词要讨论清楚，讨论者说的结构和故事是什么。语言、结构和故事很难单独拎出来说。故事里面就有结构，结构就是故事，结构就是故事和人，把他们往结构里放，在说结构的时候就是在说故事。所以都重要。好的小说，不仅有好的结构，好的人，编织比较精彩，自己的结构也适合表达的内容，找到何时的位置和点。
记者：美国小说评论兼批评家赫姆林·加兰认为，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乡土小说是作为人类学之下的民族文化映照。有人评论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乡土小说会有更广阔的舞台，在国际文坛上更受到重视。
杨争光：本身对乡土小说的定义，我自己倒不太看重。莫言获奖对中国文学是一个大事件，他的获奖，不仅对乡土小说，而是对整个文学创作都有鼓励作用。
记者：在你的乡土小说中，你是以一个理性的观察者，客观的叙述者来记录发生在乡土之中的传奇。为什么你会特别关注乡土之中个体的人以及他们的生存状态？
杨争光：对这个点有兴趣，我觉得这对人很重要。小说是描写、描述、表现、表达人的艺术。在我前期的小说中，侧重表现原始的、自然的状态中的人。他们生存环境一般比较恶劣，相对封闭，也相对独立，常常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几千年的农村人都是这样生活过来的。我一直有一个观点：都市村庄。谈到这，就说到农民的根系，它是扎在土壤中，不是钢筋水泥中。我要做的就是要把树苗连泥带水提起来。
记者：你的作品的一大特点是文字处处有节制。典型的是在长篇小说《从两个蛋开始》，你用一种幽默与调侃来揭示苦难，相比于直接展示苦难本身有一种升华。
杨争光：小说要含情，不能煽情。煽情是人为的，本来有一堆火，你煽成两堆，变成虚火。煽情有现场感，当你离开这种情景之后，你会发现这是虚的。因此小说要有所控制，不能滥情。否则就是欺骗读者的感情，特别无聊。坚持煽情的作家最终会被读者远离，随着读者人生阅历的丰富，他们会辨别真假。
(尹春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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