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雪：杨典诗论

　　抒情的监狱：禁诗与琴殉
　　——杨典诗论
　　
　　江雪
　　
　　关键词：红、白、黑、境界、暴力、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新古典情怀、后现代、悲悯、信仰、乱世弹琴、琴殉、语言乌托邦、史诗意识、悲剧意识、远东、空花、反骨、咳嗽、铁血、枯山水、狂禅、理想国、汉统、抒情的监狱。
　　
　　1
　　
　　读罢诗人杨典的诗集《花与反骨》、《禁诗》和《七寸》，以及他的随笔集《孤绝花》、《琴殉》、《狂禅》、《肉体的文学史》、《打坐：我的少年心史、人物志与新浮生六记》、古琴演奏光碟《移灯就坐》以及画册《太朴之骸》等，掩卷长思，两年有余，其间伴随我的心绪除了激动，更多的是杨典诗文、琴技、绘画催生的智识、热爱与敬意。这是一个长于乱世弹琴的身心合一的狷狂诗画者，一个集汉统人文与现代理性于一身的中国式隐士，一个有着英雄情怀和史诗情节的理想主义者，甚至我们可以把他视为浸淫于现代性文化的艺术殉道者。我更愿意把诗人杨典的出现，视为中国当代诗人自由意志觉醒的一个传奇式缩影。正是因为诗人杨典的多重身份与宽广的文化视野，促使我们阅读和思考这样的诗人，没有理由不眺望他的过去和未来；没有理由不跟随“他时代”的灵魂脉搏一起跳动，掩卷沉思……
　　
　　2
　　
　　我读到了全部的光，
　　音乐、文学、画、数学、舞蹈、歌
　　我用一切形式信仰。
　　——杨典：《悲歌给我的神灵》
　　
　　
　　杨典是一个有着独特信仰的诗人。他的信仰，既有古典性，又有现代性，甚至他的信仰与某种具体的宗教无关，是一种无宗教信仰之信仰。他的信仰，更多的是来自于他对东西方文化艺术与诗歌教义的传承与热爱；他的信仰，是一种文化精神，一种个人化乌托邦。正如他自已所言，诗与教义都是教人怎样为信仰“行动”的，“信仰——就是要求人必须做出某种‘牺牲’。死亡、贫穷、苦难、孤独、无我……没有祭坛的庙宇是不存在的。信仰是肉身的唯一归宿。”①事实上，在杨典的诗歌写作中，一直就存在着一种“教徒式诗人”的极端理想主义情结，他试图在自己的诗歌理想国中追求绝对的真实、抒情的快感、暴力的血性与肉身的超度。杨典说，一切伟大的抒情事件，都是带血的，“诗人是什么？他必须抵抗、斗、惩罚、武装、颓废、自恋、发抖、杀、笑、恨……”②诗人这种铁血般的写作精神，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初露端倪：
　　
　　灵魂你要独自卷入人类悲伤，
　　灵魂你要独自卷入死亡。
　　
　　当晚秋像金黄的恶作剧扑来，
　　扑向草地，草原——草浪。
　　你像自然的丰满女狱卒，
　　使北平飘满伪自由的肉香。
　　
　　灵魂你要独自嗜血，爱泪。
　　你是你自身萎靡的暴徒，
　　你是你肥如脂肪的愤怒。
　　
　　——《怀柔》（诗，1992）
　　
　　诗人杨典几十年如一日，在操琴书画之余，一直默默地坚持着独立写作，诗艺日益精进纯熟。从他早年的生活轨迹来看，近似于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不，教徒般的生活，不为外人所知。由此，我突然意识到，杨典沉浸在诗歌与艺术中的信仰，已经上升到另一种高度，那就是诗歌“经验的信仰”。作为诗人、艺术家的灵魂语言早已融入他的思维之中，已经变成最为可靠又最为隐秘的个人化的经验哲学。我把这种诗人个体化的经验哲学，视为诗人的“经验的信仰”。乔治·桑塔亚纳说，“在残酷的经验或冲击中，对于自身的隐秘反思来说，我不仅清晰地标示了我的存在，而且在此刻极其专断地要求相信我的存在。”③杨典的这种建立在诗学层面的“经验的信仰”，一直持续到今天，愈加尖锐，深刻：
　　
　　■
　　
　　在上面的补丁底下，有一个被遮蔽的怪字
　　我意外地写下了它，却发现它越描越黑
　　无法删除，无法擦掉也无法修改……只好覆盖之
　　但从此，这个字所代表的那种异常可怕的大意象
　　却会不断地闪现在我以后写下的每一本书中
　　
　　——《■》（诗，2009）
　　
　　诗人在诗中提及的“异常可怕的大意象”，不就是人类无边无际的黑暗——“■”吗？诗人的所有信仰的奥义不正是旨向这种黑暗吗？我从杨典的诗学信仰中体味出一种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人生情怀和诗歌精神，这种情怀与精神在他大量的诗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诗人正是满怀着个体的精神信仰，亦如黑暗时代的文化骑士，在自己的诗歌中披荆斩棘，对中国历史进行深刻的剖析与解构，对当下中国乱象与社会体制进行无情的批判与鞭鞑，甚至在诗歌中履行着一个革命者的角色：
　　
　　江山中，一个人正在云游，/身背古琴/佩带酒壶/他是插足时代的庸人/又像隐遁永古的仙翁/
　　——《去留》（诗，1999）
　　
　　反骨最美的是鱼/还有1972年生我的母亲/反骨最硬的是遇罗克/和梁宗岱，后者/自配中药浇灌/被红卫兵吃剩的/两肋//
　　骷髅，尾椎和断胳膊断腿/堆砌成一个民族的胖子/哦，多少古人的烂肉沫/多少大革命的残骸/终于捏造成了/我——一代人的僵尸？/我就是：粉身碎骨……//
　　但反骨最尖的/还要算路边/那个邪恶的小叫花子/他后脑勺硕大，尖锐——/而向人伸出的小手/也是皮包骨头，锋利如爪/像拦路行刺的匕首/
　　
　　——《反骨》(诗，2001)
　　
　　在惨社会独醒/饮冰、行脚、暗杀/今日小雪，又食糖三斤/我以为，禅就是一种法西斯/白马投荒是无政府主义/袈裟会与西装激战/让人悲欣交集//
　　在惨社会独醒/我一遇到古书或美人/就会扑过去，革命与爱情/都需要雪泥鸿爪，大巧不工/或长歌走马：歌已哭，哭复歌/无端痴笑无端泪/尽向酒与月狂涂//
　　在惨社会独醒/四岁画狮子，伏地怒吼/六岁画轮船，激浪印度/七岁八岁，写尽了花鸟虫鱼/二十岁后即敢篡改嚣俄/影射乾坤，当仁不让沙恭达罗/将一腔混血，多少大恨/投在半根雪茄中//
　　在惨社会独醒/打点行装，拼命三郎于燕子龛内/密谋，如何灭了清国/南社疲倦，柳亚子也形同虚火/我宁愿与一支尺八箫同盟/在樱花桥头，浙江潮畔/做一个兵火头陀//
　　在惨社会独醒/岭南多雨，一艘木筏可传我衣钵/静子还在海边等我/但一切有情，皆无挂碍了/独秀、少白、逸仙、豫才……/天下可救，人心不可救/我今日往诗中杀人放火去也/平沙落雁不回头
　　——《惨社会，或断鸿零雁记》（诗，2010）
　　
　　从杨典的诗学信仰中可以反观出他的诗意人生与文化信仰。他说，“我突然长大了。……为了写作，我躲向最远方。……歌唱是典雅的恶习。……这是一个人的监狱：空气。……我会有一个古典的晚年，穿着布衣看书。……”这是何其难得的一种人生境界！不，准确地说，应该是一个中国诗人，一个精神布道者对当下中国社会、文化、政治、经济之乱象的慎思与反叛，这不正是诗人的人生终极信仰之所在吗？在我看来，“古典的晚年”、“穿着布衣看书”，杨典的这种文化信仰与崇低的生活方式，其实是一种雅斯贝尔斯式的“悲剧想象”，暗藏着诗人逐步觉醒的时代“悲剧意识”：从现代回到古代。这里，我所表述的“悲剧意识”并非人们正常认知中的消极行为，在我这里，却是一种积极行为，“悲剧意识”是建立在存在之基础上的审视与批判行为，更是一种觉醒，一种抗争，一种希望。杨典在他的诗歌中，有意识地流露着这种来自现代性根源的“悲剧意识”氛围：
　　
　　在那已被焚毁的《资本论》第一卷中
　　山水就是被雨水剥削的一块石头
　　爱的剩余价值，就是让被爱者流血
　　
　　亚当·斯密并不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白发人夜读《史记·货殖列传》，发现古代
　　一直在期货之中，却毫无期望
　　
　　——摘自《第四封印：或鬼推磨》（诗，2009）
　　
　　渐渐地，我笔下的黑溪也深不可测
　　曾有个美人从我写满字的一张纸上跳了下去
　　麻雀，明月，这些只能算是黑溪上空的逗号和句号
　　去年溪边一场血淋淋的车祸，也只能算是
　　为一场大制度下的卑贱释义……当今时代
　　语言河床泥沙俱下，堵塞了我们到中流击水之路
　　而写作就像踩水：我们从未真正前进
　　
　　——摘自《黑溪学案》（诗，2009）
　　
　　2005年，我提出“后来写作”的诗学理念。2010年8月，在第二届衡山诗会上，我作了关于《后来者的命运及其自由诗学理想》的专题演讲，我在演讲中进一步论述“后来写作”的诗学理念——“忧患意识”与“幽暗意识”及其自由独立精神。在我看来，杨典诗歌中的“悲剧意识”即是“忧患意识”与“幽暗意识”的另一种自由诗学的表现形式，或者说，他的自由诗学表达方式几乎涵盖了“后来写作”的所有征象。在阅读杨典大量的诗歌之后，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杨典一直在他的诗歌中努力构建着一个强大的“语言乌托邦”与“精神乌托邦”，基于他勇于独立践行的自由诗学理想，我向诗人表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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