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作为2000年那场著名的“下半身”诗歌运动的发起人，他的诗歌基调却庄严肃穆，与“下半身”不搭界；外表憨厚朴实，文字却犀利如刀，他令人联想到两个词：外钝内锐，大智若愚；他从鲁地农村走出，却放弃了城市的铁饭碗，做一名自由攥稿人，他说，我过上了我想过的生活；大部分时候他是温和的，偶尔会发出一些振聋发聩的声音。我想，用英国诗人西格里夫·萨松的诗句来形容他是比较合适的，“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对，他就是诗人朵渔。
——熊 曼
朵渔
我是考虑了投入产出比的
熊曼：在提问之前，读过一些你的随笔与诗歌，你给我的感觉很有个性。说说你的写作理念？
朵渔：第一个问题就难住我了。
我翻了一下以前类似的访谈，发现我关于“写作理念”的说法不下四五种。我记得每一次思考“写作理念”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是认真的，但如此多的说法说明我的“写作理念”并非恒定不变的，而是左右摇摆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这让我怀疑我到底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写作理念”。
理念这个东西类似于一种最高律法，你写下的每一个字都要接受它的审判。但写作活动又是最自由自在的，是与人的精神、肉身、经验相关的，而这些东西恰恰又都是变动不居的。
因此，我现在对“写作理念”持这样一种态度：你一切的写作活动大概都是为打破那个自我设定的“写作理念”所做的堂吉诃德式的努力。你冥冥之中能够感受到有什么东西在心头闪光，能够朦胧地意识到前方有一个目标在等着你，你辛辛苦苦地朝那个地方走过去，走到之后才发现，哦不是，都不是。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是一项失败的事业。但回过头来看，你毕竟已经走出了那么远的路程，那呕心沥血的每一步，其实皆可称之为人生。
理念就是自设的诱饵，但如果没有这个诱饵，你大概一步都走不动吧。
熊曼：笔名为什么叫朵渔？有什么故事？
朵渔：没有故事，就是两个很舒服的汉字，被我拼在一起，以作为自我命名。
拼接词语，自我命名，这大概也是诗人惯常的伎俩。笔名源自一种自我命名的冲动。人和名之间是会相互塑造的，因此自我命名还是要谨慎。
我的朋友沈浩波曾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仇水”，但是他的名字里全是水啊，这不是要自己干掉自己吗？于是放弃。现在网络时代，每个人都有一堆ID，笔名时代已过渡到匿名时代。我去新浪微博注册，发现“朵渔”早已被抢注了，叫“朵渔这个”、“朵渔那个”的足有几十个。这种感觉很怪异。朵渔只有一个，但我却每天都能在网上碰到十几个朵渔。
熊曼：你选择辞职回家专事写作，这是大多数诗人所没有的勇气。在目前中国，文学类稿酬普遍偏低的情况下，你何以作出这一决定？
朵渔： 肯定也是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我倒没有考虑稿酬高低，但的确是考虑了投入产出比。你提到“勇气”，其实跟勇气关系也不大。
我们可以算笔账：设生活的恐怖系数为X，人际关系的压力系数为Y，每天花8小时投入一种母鸡下蛋般的工作，而这只蛋还必须符合一定的政治标准和社会规范。假设每只蛋卖5毛钱，一只鸡一天产3只蛋，卖出2只，1只作为税收效忠，而母鸡每天得3毛钱，其余的钱将作为系数X和Y的正常消耗和Z的政治回扣。如此这般下蛋不止，突然有一天你下的蛋被宣布为坏蛋，你的下蛋资格可能就会被终止。
这样下了10年蛋后，问：你最多还能下几年蛋？你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在那个叫单位的地方下蛋吗？那偶尔产下的坏蛋是不是真的包藏着祸心？你能不能离那些XYZ远一点？我数学不好，但算来算去还是觉得不合算，就回家了。
熊曼：除了写诗，你还是一位民间学者，写了大量的文史随笔，随笔中体现了一个学者的社会担当。是什么促使你产生这种担当？
朵渔：说简单了，担当是一种自我需求，没有点压力自己就会失衡。生命难以承受那种轻。无担当的人生也可以很精彩，像那些犬儒派大师们，每天抚着肚皮晒太阳。但我做不到。往复杂里说，担当事关春秋，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比如，你写诗，杜甫在盯着你的笔；你作文，林昭让你替她传句话；你一言一动，程朱陆王都看着呢。你在乎，你就担起来。你不在乎，你就放下。但放下是多么的难啊。很多人的无担当并非放下，而是放弃。
熊曼：你写过一首备受关注的长诗《高启武传》，活脱脱一部中国农民的史诗，感性不失细腻，悲悯而又温厚，读来让人动容。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创作这首诗？
朵渔：我就是想试试，千秋历史如何入诗。这首诗不能说是“史诗”，我更希望称之为“诗史”。我们是有“诗史”传统的，老杜就被称为“诗史”。但现代诗失去了这样一个范式，那些笨拙的叙事诗和政治抒情诗都难称成功。如何重建现代“诗史”的范式，我觉得这个方向值得去冒险。
这两年我写了一些这样的诗，《诗书札：儒者三传》写了两年，我拿给几个朋友看过，但一直在改，一直也改不妥当。今年写了一组《民国》，也是诗史结合，写起来已得心应手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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