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一九七一年六月，顾城在一家流放时，写下一首短诗，题为《无名的小花》：
野花，
星星，点点，
像遗失的纽扣，
撒在路边。
……
我的诗，
像无名的小花，
随着季节的风雨，
悄悄地开放在
寂寞的人间……[128]
那一年年初，闻捷吞煤气自杀，他的诗稿被贬为戕害人民的毒草。对中国文人来说，一九七一年是个艰难的时代。数以千计的作家、知识分子被批斗下放，斗臭斗垮。“在寂寞的人间”里，少年顾城经营自己的诗作，一如“无名的小花”，那“随着季节的风雨╱悄悄地开放”的文学小花。这首诗当然不够成熟，但它令我们想起了鲁迅的散文诗合集《野草》，特别是序言部分，在那里，鲁迅亦将自己的作品比作野花。它揭示了一颗孤独的、寻求宁静的心。藉此，顾城展现了与顾工、闻捷一代迥然不同的视界。
闻捷根本无法想象这样一个诗学视界，因为他从事写作的动力，是他对党和人民的热情。他大概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热情，正如他一直相信个人的憧憬可以升华为共同的真理。然而，恰恰因为闻捷以同样的热情，爱其所不该爱，并为之身殉，诗人重塑了自己死后的形象。他的诗歌，即便是最天真的作品，也因为他的自杀而蒙上复杂性的阴影。但闻捷的自杀只能视为一个“古典”个案，因为他为一桩志业而死，无论那志业是领袖、是党、是爱人，还是诗人的自尊。自杀成为最后一个崇高的姿态，凸显诗人独一无二的主体性；自杀也是唯一仅存的方式，用以防堵无孔不入的历史暴力。
跨过台湾海峡，一九七一年施明正撰写着一系列作品，回忆早年的放浪生活，以及突如其来的牢狱之灾。当闻捷深深卷入政治，挣扎维持干部与诗人的双重角色时，施明正则力图与政治划清界线，强调诗歌创造的自主权。然而施明正到底逃不过命运的拨弄，他意外成为最富政治色彩的诗人兼烈士。施氏一案说明了台湾现代主义的特征及其历史困境。有很多年施明正试图在浪荡主义与魔鬼主义中寻求庇护，却只能认识到纵情酒色并不能救赎他对纯粹的诗的一往情深。在政治高压下，诗歌似乎只能成为一种对创伤的见证。当施氏死于“姗姗来迟的”自杀行为时，他仍旧扮演了一个双重角色：既是现代主义的顽固守望人，又是天主教式的背德者。而他百难排遣的怨怼感（ressentiment），终于引他走向一个无言的终局。
一九七一年，顾城还无法充分意识到闻捷致命选择的原因，更不可能知道施明正单枪匹马的魔鬼主义行径。但顾城长大成人后，却书写了另一种类型的诗歌，并身体力行了另一种魔鬼般的暴力。半因个性使然，半因历史的因缘际会，顾城与闻捷的诗大相径庭，甚至比施明正的浪漫诗歌更内向得多。然而，如果说闻捷与施明正无论如何，也算得上求仁得仁，那么在顾城身上，我们却发现了种种阴错阳差的时代拼盘：顾城是一个活死人，以找死作为活下去的本钱；一个后毛泽东时代的男人，却仍作着前毛泽东（或毛自己的）时代一夫多妻，男性至上的美梦[129]；一个社会名流，却靠躲避人群而出名；一个生得太晚的少年维特，从小说中的自杀撤身回来，先杀了老婆，再演出第二次、“货真价实的”自杀；一个现代主义者，但却歪打正着的成了后现代社会的幽灵[130]。终其一生，顾城不断宣告自己的虚无哲学，但他却陷入自己的多重形象，无以自拔。那些形象可能是纯属偶然，也可能是精心设计，只有诗人自毁时才全数出清。
因此顾城的死几乎是一盏熄灯号，显示由朱湘、陈三立、王国维在二十世纪初开始的自杀诗学，到此告一段落。但这一自杀诗学倘若不自废它内在的逻辑，便无以真正消逝。我们于是又想起了谢烨。她出人意料的惨死，令诗人顾城自以为干干净净的自我毁灭，陡然沾满别人的血污。
然而，倘若论及“诗人之死”无常――也无偿――的条件，还有比一九九六年戴厚英谋杀案更不值得的例子么？在闻捷身亡整整二十五年后，戴厚英步上其后尘。她的死却是“纯属意外”；她是被来沪打工的远房亲戚杀害，原因是为了钱财。作为文革之后“诗人之死”议题的首要创导者，戴厚英以书写形式，见证了八○年代文化热的潮起潮落。九○年代以来，她已然发现自己曾广受欢迎的作品，已失去了市场。不过她哪里能料到，她本人的“历史角色”会如此突兀的结束：即以一种与诗人闻捷之死全无关联的方式，猝然中止。
但这正是历史突然现形之处。恰恰因为戴厚英之死全然不是历史本事（Scenario of Historic Significance）所预设的那回事，它反而凸显二十世纪以来诗与死亡对话的最终消散。就此而言，或有论者可以照着布赫迪厄（Baudrillard）式的逻辑如是说：戴厚英的死，为后“毛邓”――也是后“摩登”――的迷离世界，画下了最关键、最始料不及的一笔偶然。
（宋伟杰译）
[1] 转引自徐瑞岳、徐荣街编，《中国现代文学辞典》（徐州：中国矿业出版社，一九八八），页六四。
[2] 陈三立的死因历来众说纷纭，一般说法为陈为抗议日军侵华不食而死。南社诗人柳亚子一九四一年即以此为诗纪念陈，见《磨剑室诗词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二，页八九三。亦见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页一二九。
[3] 有关王国维遗言的要义，历来已有不少议论，例如叶嘉莹精要的剖析，见其《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台北：源流出版公司，一九八二），第二章。
[4] 见 Joey Bonner, Wang Kuo-wei: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chapters 5-8。
[5] 更为详尽讨论王国维的生平与自杀者，亦见Joey Bonner, op. cit.。
[6] Alan Wolfe, Suicidal Narrative in Modern Japan: The Case of Dazai Osamu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apter 1.
[7] Roland Barthes, Empire of Signs, trans.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2), pp. 88-94.
[8] Roy Starrs, Deadly Dialectics: Sex, Violence, and The World of Yukio Mishima (Kent, C.T.: Japan Library, 1994).
[9] Masao Miyoshi(三好将夫), Accomplices of Silence，引自Wolfe, op. cit.。
[10] 知名的例证可包括诗人及“五四”後保守主义的倡导者吴宓（一八九四―一九七八）。他在早年严肃思考（但从未身体力行）自杀问题。见沈卫威《吴宓传：泣泪青史与绝望情欲的癫狂》（台北：立绪出版社，二○○○），第十四章。
[11] 譬如见沈从文在《湘西》（台中：蓝灯，一九八七）的讨论。
[12] David Der-wei Wang(王德威), Fictional Real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Mao Dun, Lao She, Shen Congw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92), chapter 5.
[13] 见Jeffrey Kinkley(金介甫)的讨论，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67。
[14] 舒乙《老舍的最後两天》，见傅光明采写《老舍之死采访实录》（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一九九九），页二三。
[15] 参见我的讨论，Fictional Real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chapter5, esp. pp. 159-168。
[16] Alfred Alvarez, The Savage God: A Study of Suicide (New York: Bantam, 1973 , p. 238. 此处论辩所用若干措辞，获益於Wolfe, op. cit., p. 71。
[17] Alvarez, op. cit.
[18] Ibid., p. 245.
[19] 参见吴中杰、高云主编《戴厚英啊，戴厚英！》（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一九九七）。
[20] 该信函於戴厚英死後付梓，见《心中的坟：致友人的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
[21] 戴厚英《性格?命运?我的故事》（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四），第六章。
[22] 同前注，页一六五。
[23] 近期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之抒情表现的讨论，参见李杨《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研究》（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三），页二二九。
[24] 贾植芳等编《闻捷专集》（福州：福建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二），页一七四。
[25] 同前注，页一六二。
[26] 同前注，页一八二―一八三。
[27] 同前注，页四。
[28] 指控他的头条罪状是，一九三九年，当他被国民党军队逮捕时，曾写下叛党的“忏悔书”。参见戴厚英，《性格·命运·我的故事》，页一三九―一四七。
[29] 戴厚英，《性格·命运·我的故事》，第七章。
[30] 同前注，页八五―九○。
[31] 同前注，页一二七。
[32] 同前注，页四三―一四四；亦参见戴厚英，《心中的坟》，页七九―八五。
[33] 戴厚英，《性格·命运·我的故事》，页一四四。
[34] Avalrez, op. cit., p. 237.
[35] 譬如见胡为雄，《诗国盟主毛泽东》（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一九九六）；龚国基，《毛泽东与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一九九八）；李杨，《抗争宿命之路》，页一七○―一九二。亦见王斑的讨论，Wang, Ban, The Sublime Figure of History: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08-109。
[36]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New York: Vintage, 1980), vol., pp. 1139-40.
[37] Ibid., p. 139.
[38] 参见王斑的讨论，The Sublime Figure of History, chapter 6。
[39] 戴厚英，《心中的坟》，页一○五。
[40] 戴厚英，《性格·命运·我的故事》，页一八九。
[41] 参见我的讨论，"Dai Houying, Feng Jicai, and Ah Cheng: Three Approaches to the Historical Novel," Asian Culture Quarterly, 16. 2 (1988): 71-88。Larson, Duke
[42] Paul Pickowicz(毕克伟), "Melodramatic Representation and the 'May Fourth' Tradition of Chinese Cinema," in Ellen Widmer(魏爱莲) and David Wang(王德威), eds., 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 Fiction and Fil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295-326. 亦见Peter Brooks, Melodramatic Imagination: Balzac, Henry James, Melodrama, and the Mode of Exces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43] Wang, Ban, op. cit., pp. 108-110.
[44] 戴厚英，《诗人之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页五六五―五六六。
[45] Wang, Ban, op. cit., p. 225.
[46] Ibid..
[47] Ibid..
[48] 此处有关余子期自杀的情节梗概，并未充分道出诗人之死的复杂性。识者必须理解毛主义式昇华的另一面：它并未显示以螺旋上升的进程将意义作无限展开，而显示出一种内旋式转向——即转向内部作弯曲的位移。值得玩味的是，甚至在毛主义话语的森严壁垒中，中国共产党内部早已存在一种有关内在性（interiority）的辩证。四、五○年代风起云涌的整风与忏悔运动，即奠基於这样的前提，即在革命的主体中，可以不断地发现那不可言说的、晦暗的关系网络。而对此一黑暗之心的探求、检讨、矫正，无论怎样努力，都不为过。就此而言，撇开个人动机不谈，余子期的审查者们当然可以冠冕堂皇地怀疑诗人的作品及其人格“内部”的杂质，并孜孜不倦地追究这一不纯洁性。当余子期自认无辜、自我了断之际，诗人被视为犯下了更严重的罪行，因为他断然拒绝了党所赐予他的自我净化的机会。诗人死後，对他大张旗鼓的批判便势在必然。藉着自杀，余子期“自我”完成，也“自我”玷污（self-contained and self-contaminated）毛式革命诗学。毛主义式昇华所期待的效果，因而大为削弱。自杀不是明心见性之举，而是堕入永劫不复的暧昧性。有关中国共産党早期主体性的论述及讨论，见David Apter and Tony Sai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Kirk Denton, The Problematic of Self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u Feng and Lu L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49] 有关施明正逝世始末，见邱国祯《绝食而死的勇者――施明正》，《南方快报网路版第三号》（www.yourmail.idv.tw/ph_history/southnews5.txt）。施明德是美丽岛事件最後遭到逮捕者，一九八○年被处无期徒刑。一九八八年国民党政府公布减刑条例，施明德刑期减为十五年。但施认为美丽岛事件是政治而非司法案件，必须重审，因此开始绝食抗议。他当时已在台北三军总医院戒护就医，数日後因体力衰竭，被强行灌食。四月二十二日施明正获知施明德绝食情形，乃开始跟进声援。见黄娟《政治与文学之间──论施明正《岛上爱与死》》，林瑞明、陈万益主编，《施明正集》（台北：前卫，一九九三），页三一七─三二五。
[50] 同前注。
[51] 如黄娟，前引文，页三一七。
[52] 施明正：“我不喜欢政治，我从未就文学作品与政治的因果，做过任何比较。我的一生，是注定要成为一个最纯粹的文学艺术家。”见《指导官与我》，《施明正集》，页一九五―一九六。
[53] 见施明正《後记》，《施明正诗·画集》（台北：前卫，一九八五），页二一二。又见李魁贤《我所了解的施明正》，《施明正诗?画集》，页四；施明正《鼻子的故事（中）──遭遇》，《施明正短篇小说精选集》（台北：前卫，一九八七），页一六二、一七○。
[54] 见黄娟，前引文，页三一七；施明正《指导官与我》，《施明正集》，页一八○。
[55] 见拙作《一种逝去的文学？──反共小说新论》，《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台北：麦田，一九九八），页一四一─一五八。
[56] 有关台湾现代主义兴起的研究极多，见如Sung-sheng Yvonne Chang, Modernism and the Nativist Resistance: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chapters 1-3；柯庆明《六十年代现代主义文学？》，邵玉铭、张宝琴、瘂弦编《四十年来中国文学》（台北：联合文学，一九九五），页八五―一四六；江宝钗《现代主义的兴盛、影响与去化》，陈义芝编《台湾现代小说史综论》（台北：联经，一九九八），页一二一─四一。
[57] 现代主义在上海的兴衰，见史书美新作，Shu-mei Shih, The Lure of the Modern: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 1917-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58] 有关纪弦作为大陆与台湾现代派诗歌传承者的讨论，见谭楚良《中国现代派文学史论》（上海：学林，一九九七），页二一○─二一四。
[59] 见柯庆明的讨论，页八五─一四六
[60] 引自李魁贤文文首，参见注53。
[61] 有关施明正的家世，可见诸《迟来的初恋及其联想》，《施明正集》，页一五○─一五六；《成长》、《遭遇》，《施明正短篇小说精选集》，页一二一─七四。
[62] 施明正《指导官与我》，《施明正集》，页一九四。
[63] 黄娟，前引文，页三二○。
[64] 见施明正《兽的苦闷》，《施明正诗·画集》，页二○八。
[65] 有关施被株连的经过，见《指导官与我》，页二一四─二一八。
[66] 施明正《指导官与我》，页一八○。
[67] 宋泽莱《附录──指导官与我》，《施明正短篇小说精选集》，页一一八。
[68] 施明正《大衣与泪》，《施明正集》，页五。
[69] 同前注，页六。
[70] 施明正《白线》，《施明正集》，页九。
[71] 同前注，页二。
[72] 施明正《我·红大衣与零零》，《施明正集》，页六○。
[73] 同前注，页六九。
[74] 同前注。
[75] 同前注，页九九。
[76] 见拙作《国族论述与乡土修辞》，《如何现代，怎样文学？》，页一五九，一六一。
[77] 我当然引用了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的观念，Julia Kristeva, Powers of Horror: An Essay on Abjection, trans. Leon S. Roudiez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3-4。
[78] 施明正《面对面·原与变·变与正》，《施明正诗·画集》，页五四。
[79] 有关太宰治与无赖派的关系，见Donald Keene, Dawn to the West: Japanese Literature of the Modern Era (New York: Henry Holt, 1984), pp. 1022-111；太宰治的自杀美学见Alan Wolfe, op. cit.。
[80] 卡夫卡《卡夫卡日记书信选译》，《外国文艺》（一九八六），页二五二。
[81] 施明正《凯歌》，《施明正诗·画集》，页九六。
[82] 施明正《喝尿者》，《施明正集》，页一二三。
[83] 同前注，页一二六。
[84] 同前注，页一三一。
[85] 施明正《渴死者》，《施明正集》，页一七三。
[86] 同前注，页一七八。
[87] 同前注，页一七一。
[88] 同前注，页一七五。
[89] 同前注。
[90] 同前注，页一七八。
[91] 同前注。
[92] 施明正《指导官与我》，页一八○。
[93] 施明正《渴死者》，页一七八。
[94] Albert Camus, The Myth of Sisyphus, and Other Essays, trans. Justin O’Brie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5).
[95] Wolfe, op. cit., chapter 5.
[96] 见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台北：源流，一九八二），第二章；又见刘小枫《诗人自杀的意义》，《拯救与逍遥：中西方诗人对世界的不同态度》（上海：上海人民，一九八八），页四一─八九。
[97] 引自刘小枫，《诗人自杀的意义》，页四一。
[98] Gu Cheng(顾城), Selected Poems, Sean Golden and Chu Chi-yu eds. (Hong Kong: Renditions, 1987), p. 1.
[99] 舒婷曾为顾城作诗，题为《童话诗人》；讨论顾城世界童话特性的“丧失”，见张颐武，《一个童话的终结》，收入萧夏林主编《顾城弃城》（北京：团结出版社，一九九四），页二九六―二九七。
[100] 顾城《远和近》，引自Selected Poems, p. 26。
[101] 顾工编《顾城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一九九五），页八三七。
[102] 曾慧燕《顾城谢烨谈《英儿》与英儿》，收入《顾城弃城》，页一五五。
[103] 同前注，页一五七。
[104] 同前注，页一五四。
[105] 孔庆东《生命失败的微妙之处》，收入《顾城弃城》，页三一一。
[106] 譬如见王晓玉访谈谢烨之母，《那斧头，天天砍我的心》，收入《顾城弃城》，页三六―四五；季季《顾城找不到他的城》，收入《顾城弃城》，页五五―六六。
[107] 陈炳良《顾城――现代水仙子》，收入《顾城弃城》，页一六一―一六三。
[108] 顾城之父顾工，在儿子刚刚弃世後，也许未写下任何文字。但他一定允许出版社再版他先前论述顾城的文章，用於其子死後作品的付梓。见Raoul David Findeisen(冯铁), “Two Works—Hong (1930) and Ying'er (1993) as indeterminate Joint Adventures,” in Essays, Interviews, Recollections, and Unpublished Material of Gu Cheng,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Poet, the Poetics of Death, ed., Li Xia(李侠) (Lewiston: Edwin Mellen, 1999), pp. 145-158。亦见王晓玉对谢烨之母的访谈，收录《顾城弃城》，页三六―四五；顾乡（顾城之姊）《我面对的顾城最後十四天：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至十月八日》（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四）。李英出版了她的爱情故事，《魂断激流岛》（香港：明报出版社，一九九五）。
[109] 顾城之父顾工负责编辑一部完整的顾城诗集，《顾城诗全编》。顾城之母，一位电影编剧，据说以自己的权力，监督了序言的编撰（即，章穗子〔Suizi Zhang-Kubin〕与顾城之间的访谈录），以确保这出家庭悲剧的肇事者是谢烨而非顾城。见Wolfgang Kubin(顾彬), “Gu Cheng: Beijing. I,” in Li Xia ed., op. cit., p. 22。
[110] Michelle Yeh(奚密), “Death of the Poet: Poetry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Taiwan,” i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Half of a Modern Century: A Critical Survey, eds., Pang-yuan Chi(齐邦媛) and David Wang(王德威)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16-238.
[111] 张颐武《一个童话的终结》，页三○四―三○六。亦见Wang Yuanchuan(王岳川), “A Perspective on the Suicide of Chinese Poets in the 1990's,” in Li Xia ed., op. cit., pp. 61-76。
[112] 该小说的作者，是顾城与雷米（谢烨的笔名）合着。它至少有三个正式版本。版本一，由北京作家出版社刊行，声称是“唯一合法的全本，由作家本人授权”。它是一位匿名者送给出版社的礼物，该匿名者称，在顾城以斧头砍杀妻子并自杀之後仅一天，在深圳手稿拍卖会上，以三万三千元人民币买下了这一手稿。版本二，由北京华艺出版社付梓，是顾城的友人、作家刘震云交给出版社的。刘震云一九九三年六月，在柏林的一次会议上见到顾城与谢烨。除开叙事结构与文风有所差别，两个版本的内容大致相同。也许顾城未经谢烨同意，将第二个版本（基於先前的手稿）交给刘震云，见Li Xia, “Gu Cheng's Ying'er: A Journey to the West,” in Li Xia ed., op. cit., pp. 61-75。李侠是该小说第一个版本的英译者。亦见Raoul David Findeisen(冯铁), op. cit., pp. 145-158。第三个版本为繁体字版，由台北圆神出版社印行；它以作家出版社的版本为准。笔者使用的为台湾版。
[113] 温泉信等《顾城，激流岛屠城》，收入《顾城弃城》，页五○。
[114] 顾城《英儿》（台北：圆神出版社，一九九三），页四二。
[115] 譬如见史明《诗人顾城如何写小说》，收入《顾城弃城》，页一五一。
[116] 顾城《英儿》，页三八八。
[117] 同前注，页三九四。
[118] 同前注，页一六八，一六七―一六八，一六七。
[119] 同前注，页一六。
[120] 同前注，页二一八。
[121] 见注91。
[122] 顾城《英儿》，页一七八。
[123] 同前注，页四三九―四四○。
[124] Jean-Fran 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p. 37.
[125] 见苏英《顾城方死，遍地《英儿》》，《顾城弃城》，页一四六―一四八。
[126] 譬如见罗长禄、张颐武、韩毓海、孔庆东等的讨论，收入《顾城弃城》，第九部分。
[127] 罗长禄《诗化罪恶――顾城之死的舆论风向》，收入陈子善编《诗人顾城之死》（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页九○―九二。
[128] 顾城《无名的小花》，《顾城诗全编》，页四○―四一。
[129] 见周迈《诗人，暴君》，收入《顾城弃城》，页三二三―三二四；吕滇雯《诗人的死亡和道德》，收入《顾城弃城》，页三二○―三二二。
[130] 见刘哲《黑眼睛穿透不了黑夜――诗人自杀与文化解构》，收入《顾城弃城》，页三二五―三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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