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需要的是一位伪先知
新京报：接下来谈一下创作《撒旦探戈》的灵感？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我年轻的时候，曾经过着流浪生活，每三四个月就会换一个工作单位，或到另一座城市或乡村居住。我干过的其中一个工作，是在一家奶牛养殖场值夜班。我很喜欢那个工作，夜里一个人守着三百头奶牛。我总是在黎明磕磕绊绊地回家，回到不远处我当时寄宿的农舍，有一次，房东要我别躺下睡觉，要我给他当帮手，因为马上要阉割小猪。我要在庭院里抓住小猪的两条前腿，一个身穿长大褂、一声不语、样子吓人的大鼻子男人跪在小猪的两条后腿之间，用一把十分锋利的尖刀为小猪做手术。我实在无法忍受这个场景，慢慢抬起头来。我将头越抬越高，直到看见最高的屋顶，就在这一刻，我看到了刚刚升起的太阳。那轮太阳非常巨大，棕色的，就像一个世界末日开始的信号。我们干完活后，我进到屋里，但是并没有躺下，而是开始写《撒旦探戈》。因为那一刻的景象，使整部《撒旦探戈》在我的大脑里完成，我只需把它写下来。
新京报：《撒旦探戈》是一本由复杂的长句组成的小说，这种长句和短句相比，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这两种句式都有其存在的理由。我本人对长句结构更具优势，因此，恰恰由于这个原因，我喜欢写长句，这符合我的思考形式。一个人怎么思考，就会选择什么样的句式。而且人不仅会用长句思考，而且会用唯一的一句、永远不会终结的句子思考。尤其是在他有什么东西特别想说，特别想要说服谁的时候。而我有这样想说的话，我非常想要说服读者，要他们相信我所写的内容。
新京报：《撒旦探戈》中的伊利米阿什是一个带来希望的骗子，把全村人引向了虚无之地。那么，你是否认为，一切关于人类的集体设想，包括乌托邦的、社会形态的，全都是一场甜蜜的骗局呢？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对这个问题我只能这样回答。人们不需要先知，人们需要的是伪先知——在小说《撒旦探戈》和同名电影里，通过伊利米阿什讲述的都是这一事实。
新京报：你称它为一出悲喜剧。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对于不幸的人们来说，这是悲剧，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是喜剧——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自己的生活。这既是悲剧的原因，也同是喜剧的原因。只在其结局里分道扬镳。
故事开始从匈牙利小村庄向现代城市靠拢。小说的主人公名叫科林，他无意中在某个档案馆内发现了一份古老的手稿，里面讲述了一个奥德修斯主题的还乡故事。在阴郁的生活中，科林本来打算自杀，放弃生命，可在这之前他打算先把这份手稿带到纽约，把手稿里的文字通过互联网保存下来，让更多的人读到。《战争，战争》依然使用了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喜欢的结构方式，在第八章把读者带回之前的空间，在一个匈牙利的小酒馆内重新展示人类的绝望与沉重的死亡气息。
与导演贝拉·塔尔一起探讨时间
新京报：你的大量作品被贝拉·塔尔改编成电影，你们也合作过编剧。你如何看待电影和文学、镜头和语言的联系？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我不仅为贝拉·塔尔写剧本，而且还一起制作电影，我们三个人一起做这件事，塔尔，他的妻子（我们的剪辑师），还有我。每个决定都是我们一起做出的，我们一起选演员，选场景地，一起拍摄，总之，一切都是我们一起完成的。当然，我最重要的工作是写剧本，塔尔写不了这类东西，毫无疑问，这个我要自己来干。我们所有的电影拍摄，都是建立在友谊合作的基础上，我们首先是朋友，而不是同事。
新京报：在贝拉·塔尔的长镜头里，时间是非常重要的形式。小说《撒旦探戈》也是如此，时间仿佛一个循环的陷阱。你如何理解时间？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塔尔，或者说我们三个人都这样认为，不要把我的书改编成电影，我的书根本不需要改编，书已经完成，是终极作品，不需要改编。我们需要拍摄的电影是，从这些书里，从我所写的这些书里所获得的灵感。塔尔是我作品的痴迷者，从1985年开始，在长达二十五年里几乎根据我的作品拍电影。我的作品对他影响巨大，就像我在我的书里处理时间那样，塔尔在电影里成功地实现。他想在电影里看到与他在书里读到的相同的东西。时间重要的不在于长度，而在于其内容，在于内容！发生了什么事情，世界的状态在一段持续延展、无终无止的时间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想在我们的帮助下把这个拍成电影。为此，他必须找到视觉表达的方式，这一点只有他意识到了，他读书，感受，随着书向前移动或静止，他找到了自己的方式，在屏幕上使观众被用同样的感觉所捕获。重要的是这种状态，事物的状态，而不是情节，不是故事。
新京报：你们不会产生任何矛盾？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无稽之谈。我们是朋友，我们至今都是朋友。友谊，如果是真正的友谊，就不会改变，尤其不会逝去。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在新世纪对东方文化非常感兴趣，除了中国之外，他还访问过蒙古、日本等国家，《下面的西王母》便是以日本神话中的西王母为题的虚构小说。相比之前的作品，这部小说的结构更加复杂，共有17个章节，用斐波那契数列编号，当章节从1变成2584的时候，作者似乎完成了一次更加宏大的超时空叙事。它从基督教的启示录通向东方的佛陀，在现代社会中寻找对抗与解脱，但结果依然是化为一场现代社会走向毁灭的徒劳悲剧。
文学翻译与创作的意义
新京报：对各国读者来说，翻译都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障碍，可能你的小说语言尤其如此，苏珊·桑塔格一直无缘读到《撒旦探戈》的英译本。据我所知，两年前它才被译成英语。而余泽民翻译成中文的过程可能更艰难。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我于上世纪90年代就在纽约认识了苏珊，她了解《撒旦探戈》这部小说。她也能通过其他语言阅读，那时候这本书已经被翻译成了德语和法语。她的评价让我感到非常荣幸，因为她是这样写我的：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是“匈牙利的启示录大师”。这话听起来有点谄媚，现在也是。
关于翻译，请允许我表达与我的所有译者内心的共鸣，现在首先是与余泽民的共鸣，我相信他的翻译。我这话的意思是说，我相信他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工作。我从许多人那里听到了格外赞美的话语，说中文的《撒旦探戈》是多么的好。我必须在这里说一句实话。这部《撒旦探戈》，你们在中国读到的这本书是他的作品，不是我的。中文《撒旦探戈》里的每一个词都是他写的。是他为这本书找到的中文词汇，这些词都是他选择的，是他为这本书找到的语句结构，是他为这本书找到的新的风格！如果你们喜欢这本书，无论谁将喜欢这本书，我请你们转向余泽民，向他祝贺。
新京报：近两年，大量匈牙利文学通过译介在中国出版，像马洛伊·山多尔，凯尔泰斯·伊姆莱，艾斯特哈兹·彼得……你认为匈牙利文学在世界上有什么独特魅力。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匈牙利文学，这个用只有一千万人使用的语言创作的文学，能够在一个像中国这样博大、高雅的文化中广受读者欢迎，我为此感到非常高兴。毫无疑问，有一点在其中扮演了角色，而且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那就是这些作品的翻译十分出色——这又是对余泽民的赞颂。除此之外，这些匈牙利文学作品的确都是最优秀的作品，它们所代表的文学，不仅很长时间不为中国读者所知，而且对于欧洲和美国读者来说也曾很陌生。或许在匈牙利语里隐藏着特殊的宝贵秘笈。因为匈牙利非常的丰富，细腻，可以说是脆弱易伤的表达方式，就像一盏精致的小瓷杯。很小，并有玄秘之美。很小，丰富得不可思议。对那只粗莽、笨拙地端着这瓷杯的大手来说，确实需要小心翼翼。
新京报：那么，你如何给自己定位呢？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艺术家不能够对自己做出评判。或许为自己的作品感到骄傲，如伟大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或许十分谦逊，如萨缪尔·贝克特；也许因为写作而感觉自己像一个罪犯，如卡夫卡；作家如何看待自己作品的价值，其实并没有多重要。重要的是，读者在想什么。假如《撒旦探戈》对有些读者产生了影响，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快乐。要知道，在世界上存在这样的地方，在那里无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女人还是男人，普通读者还是训练有素的艺术家都可以从我所写的书里得到些什么，看哪，这就是艺术家用自己的作品所能获取的最大成功。
毫无疑问，其原因在于，《撒旦探戈》也是一样，用自己谦逊的方式，就像世界文学中那些名副其实的杰作那样，不断围绕着同样的问题，围绕着人类尊严的问题进行拷问，以此强化一个人的认知，无论他是读者还是艺术家：一个人有权享有尊严，因为无论发生什么，人的尊严都不可侵犯。
本文整理自新京报书评周刊B01-03版。作者：宫子、余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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