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普天之下的崩塌与悲哀》选译：
苏州园林与诗人小海
得一忘二 译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的旅行纪实Destruction and Sorrow Beneath the Heavens《普天之下的崩塌与悲哀》，原文出版于2004年，英译出版于2016年，译者是Ottilie Mulzet，我因为读这位译者译的匈牙利诗人西拉尔德·博尔贝伊（Szilárd Borbély, 1963-2014）才读到他译的这本书。这本纪实性散文作品中涉及的很多人我也都见过，因此就成了这位新科诺奖作家作品中我读完了的唯一一本。
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László Krasznahorkai
这本书是一本旅行记，原书称为报告文学，里面的中国人都是真实的人，不过作者在这本书中把自己虚构成了一个诗人：拉斯洛·斯泰因（这是英文版的，而在匈牙利语原文用的名字是拉斯洛·但丁）。所以，这应该称为一部准虚构报告文学，详细描述了斯坦因为追寻中国传统正统潮流而展开的朝圣之旅，一个重要的目的是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Is there any hope that anything from the original spirit of these teachings can return to the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of today?（[孔子的]这些教诲义的本源精神，是否还有希望回归到今天的中国社会和文化？）不过，我读完了，没觉得他这场朝圣找到了答案；其实，他对当今中国挺失望的，将中国所谓的经济奇迹斥为一场[略去四个字]，甚至认为罪不在于[略去一个字]而在于[略去一个字]。不过还是希望这本书会翻译成中文，假若能[略去两个字]的话。【这里因为几个字，导致不能在我每天确定的时间发出】
这本书可分为九章，加上一篇序，而这九章中，核心篇章是The Great Journey“盛大的旅程”最长，记述南京镇江苏州上海杭州宁波之行，分为八篇，另一个是“废墟上的对话”，共有五篇，我翻译的这一篇，是In Suzhou, Not at All in Suzhou（题目颇不好译，字面意思是“在苏州，并非整个儿在苏州/在苏州，根本不在苏州”，大概有一种“形在神不在”的意味，这部分分为三篇，题目叫是The Road That Leads There（也是一个刻意歧义的题目，可理解为：通幽之路，或，在那里穿梭的路，通向那儿的路）。这一篇主要是与诗人小海的对话，尤其特别的是，这里的小海不仅是影响当代诗歌的诗人，还是一位官员，这与作者所追寻的古中国文人有一种暗合。
有一点是简中媒说对了的，那就是在他的创作生涯中，东方美学对他的影响很重要。我们愿意认为的东方是历史文化悠久的中国以及中国影响之下的小日本，而我们不愿意认为的是，被中国影响的日本在西方看来更代表东方。斯坦因深知自己与时代格格不入，他也不得不反思，或许自己早已无法理解现代中国。“我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他承认，“因为我至今仍坚信，中国依然是那个古老的帝国。”读了这本书后，觉得他这本书的名字中“天下”应该是中文的“普天之下”，所以我暂且译为《普天之下的崩塌与悲哀》，这正是他伤感的，可说是为世界历史上最后一个古代文明，发出了一声长叹。
《普天之下的崩塌与悲哀》封面
《通往那里的路》一
一天，唐晓渡突然对施泰因说：“去苏州吧”。这话从他口中说出，让人颇感意外；他一向只是提供各种帮助，支持，但从不直接介入施泰因的计划，只是为他创造最合适的条件，让他在现有的境遇条件下尽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而现在他竟然明确提出要施泰因去做一件事，实在不像他的风格。施泰因小心翼翼地确认自己理解得是否准确：他应该去苏州？去那个园林之都？那个拥有世界上最美园林的城市？唐晓渡郑重地点头。去那儿？去拙政园、狮子林、留园、怡园、沧浪亭，尤其是网师园所在之地？唐晓渡回答说是的。施泰因又问，他应该去这个世界著名之地？这个长江以南的旅游天堂？中国旅游业的桥头堡？这位来自北京的温和朋友回答说是的，口气极其认真，并不解释他为何要去苏州，毕竟施泰因已在那个地区走访过不少地方。于是他不再追问，收拾行李，于是就坐上了火车，于是就在清晨十点左右抵达苏州。当然，他和翻译步行走出车站，向“苏州”走去。那可不是一个随便什么地方，他们几乎不需要地图，至少那些著名景点都有路标。他们就跟着鼻子走，跟着游客指示牌走：第一个标志在北寺塔旁，那座宏伟的古塔。他们很快就到了最著名的景点——拙政园。人群令人惊骇，游客成群结队、毫无规矩，扩音喇叭在现场喊叫，相比于与此地密切相关的日本传统真太让人羞耻，惊骇的还有不断撞上所谓的导游……他们只能尽量评评点点，沿着蜿蜒曲折、迷宫般的小径穿行，漫步在轻盈通透、令人陶醉的亭台楼阁之间：拙政园确实令人惊叹。此时他们走进附近的狮子林，命运安排他们刚好挤进两拨兵火交接的游客之间的空隙，得以稍稍喘息，沉浸于奇观。尽管处境唯艰，苏州最大园林还是让他们瞠目结舌：他们此刻身处中国园林艺术一个如假包换的发源地。在狮子林，如果他们还能有一点感悟，他们只能说这座园林精巧编织之美巧夺天工，尽管太湖石数量极其庞大，极其怪异，在他们眼中所有园林都塞满石头建筑，过于密集，这与中国园林对石头的独特运用相符，大块的巨型石头构型妆点不同地点，石头坑坑洼洼，病态怪异，拙政园也是如此，但狮子林美得不可思议。于是他们乘公交车直奔城南，终于来到了以难找而闻名的网师园（渔网师傅的小园子），他们一门心思义无返顾，因为按照指示实在太难，他们在毫无希望的巷子里跌跌撞撞地前行，在脚手架、灰浆铲、破旧小屋、冷漠目光和剥落的墙面之间摸索前进，只能相信自己走对了路。结果他们确实走对了，也确实找到了。眼前的一切一扫他们的疑虑：即使在游客泛滥成灾之地，依然有原始的东西得以保存。当他们终于抵达，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他们意识到苏州园林的真实存在，保持着这个阶层的古典美本质上的原貌。踏入拙政园、狮子林或网师园，也就是走进了中国失落的传统。施泰因不明白这怎么可能，但事实就是如此。旅游专家显然也来过，游客也来过，售票处设好了，豪华大巴的路线也安排好了，停车场也建好了；总之，苏州园林已被列入旅游清单，迎接无尽的游客潮。但……这里什么都没被毁掉，这几乎难以置信，但事实如此。园林完好无损，他们对此惊讶不已，沉醉其中，直到傍晚才意识到他们竟一整天都没说过话。他们沿着人民路这条主街向北走，这样他们就会在怡园结束一天行程，一整天烈日炙烤后，此刻太阳终于开始和软；他们抵达怡园时，阳光唯有温暖与明亮，他们买票入园，售票员说已经挺迟，快到了闭园时间，但他们将此理解为：此时怡园几乎无人，在随身斜照的阳光下，在苍老宜人的温暖中，他们漫步进入怡园，无疑是他们在这个神奇而神秘的一日所见过的最动人的园林。他们沿着寂静的小径走进另一个不朽的造物，走进这个小小的乐园，虽然如售票窗口所告知的那样快要闭园了，但时间仿佛停止在这里，他们依然有足够时间绕着亭台慢慢行走，细细端详嵌在墙上的碑文，最后甚至可以坐在湖边的凉亭前，沉浸在园林渐渐凝聚的宁静中，沉浸于那无法言说的美，甚至不用看表，只是静静思索：他们为何被送到这里？此刻，又有什么在等待着他们？
从这一刻起，施泰因脑中挥之不去的念头就是：唐晓渡为什么要他来苏州？无论他看见什么、走到哪里、遇见谁，他都无法真正沉浸于所见之物、所往之地、所遇之人，因为他始终在观察、在倾听，以一种凡有必要必须破译的态度，这样才不会漏看出现在他面前的那座园子、那条街、那个人，正是为了看到这些，唐晓渡、或说偶然、或说不可言说的命运安排，才以那句温和却坚定的建议，把他引到这里。
第二天，唐晓渡的一位朋友在等他们，那是一个中年男子，让人立即联想到很多却绝不会想到他是诗人，但他偏偏是个诗人，唐晓渡事先就提醒过他们：这是一位苏州诗人，而且对当代中国文学有着巨大影响，名叫小海，正在一座略显笨拙却不失优雅的现代会议中心等着他们，这是新中国世界的一部分；他在一场正在举行的文学史会议间隙抽出时间与施泰因交谈。小海给人一种紧张而忙碌的印象，不时偷瞄手表，总是不幸有事要赶去处理，但他看起来不像一个对同代人有影响力的诗人，倒像个官员，而且是个小官员，他的同代同僚对他更有影响，这在之后的介绍中得以证实：他确实担任了某个官方职务，因此即使介绍是出于好意，他也难免被贴上官员诗人的标签，显然他为官这一切是为稻梁谋，但这一切似乎并不适合他；他身上透出一种不谐和感，一种不安气质，不是诗人的内在宁静，而是官员的内在焦虑；饶是如此，在那巨大的会议中心一楼的一间酒店房间里，他们坐在床边上，专心听他讲话，在听完翻译解释拉斯洛·施泰因此行的目的后，小海便开始了他的独白，毫无疑问，他既无意也无暇进行对话，他的性情不喜互动，他是一位可以长篇述说的人，将延绵的思路充分呈现，严肃缜密，只要还坐在这间酒店房间的床边，他就会小心翼翼地选择措辞，空气中也随着他的紧张和急迫而颤动，显然，他需要回去，回到他为了他们而偷偷溜出来的会议室，所以他似乎也很不安，只能太过简略而不能尽言表达自己。他说话时并没看着施泰因。他给人造出一种印象，似乎他总觉得有一大群人在听他说话——即使他只是坐在酒店房间的床边，试图在短短半小时内回应一个外国人的问题，总结他对古典文化现状的看法。
小海说：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人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回望自己的文化传统。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艺术家首次接触欧洲艺术和欧洲世界，那种冲击非常巨大。他们从中吸收了很多东西，也开始模仿——但我必须说，站在现在看，那种模仿更多是形式层面而不是精神层面的。这种碰撞的发生不止一次带着强烈的不协和，亦即，一边是极具意义的现代性、对我们来说极其新颖的欧洲艺术视角，另一边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很多人觉得绝不能放弃，不能让它消亡。
我的观点是：我了解并尊重欧洲文化，但我认为研读中国古典文本更为重要。因为最根本的问题不是我们如何应对欧洲影响，也不是如何将它与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融合——这样的流行表述已经沦为陈词滥调——这不是本质所在，真正本质的是，我，在文化冲突中徘徊已久的诗人，是否能找到自己的道路。
至于什么是经典的、传统的中国文化，解释多如牛毛，但都泛善可陈。比如，我差不多整整一周一直坐在这个会议里，听着他们讨论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融合及其危机，但我感到甚是无聊，无聊透顶，其实很简单，根本不需要开会，经典文化就是一条通向它的个人之路。文化，只有当它被某个人活出来，才成为文化。
当今很多学者都在忙于东西方文化比较，这完全是肤浅多余的。我们在这栋楼里也在做同样的事。但这只能导向形式上的结果，而同时却失去本质。因为文化是个鲜活的存在，体现在我内在，显现为一个人的内在。确定的是，一个人身上活出来的传统，与符合这种传统的所谓形式标准的东西，并非一回事。
他微微佝偻着坐在床边，后来这个姿势也让他疲惫，于是他把双手撑在身后，稍微伸展了一下。
小海继续他的独白：孔子的教诲是一套关于个人道德行为普遍规定的深刻汇编，但在当今中国，它已经失去效用。今天的中国并非建立在道德原则上。例如，孔子最基本的教导——统治者必须“为政以德”——根本不能成为当今政治生活的特征。因此，现在没有人还能理解孔子所说的：国家治理不靠决策、意志或意图，而是靠道德。《论语》的原则在今天已不复存在，而这才是最重要的一套道德准则。
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在《论语》以及后来的儒家传统中，儒家传统以‘道德’这个概念解释全然不同的东西。当今，道德被用来压抑人们内在的东西：犯罪、错误、罪孽。但在儒家那里，道德服务于人的人性实现。
我认为现代艺术的处境是悲剧性的，我看到的是现代艺术家在当代社会中的处境本身就是一种悲剧。今天的艺术家已不再肩负那种或隐或显的目标——这显然源于一项古老的使命——即，在自己的生活与作品中展现一个人如何通过道德的途径，变得“人性化的”：如何成仁。必须明白，在儒家传统中，道德是一种审美标准：对孔子而言，一件作品之所以美，是因为它教人向善。当代艺术却在各种混乱的形式目标中挣扎，据我观察，欧洲的情况也差不多。仿佛在这些作品的最近本要素中，可以将“审美的”单独升华出来，从而直接抛弃其他要素，尤其是最本质的要素：道德标准。在我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高端文学读者锐减的趋势，这也是诗歌失去主导地位的原因。
所以，我只想以一句话结束我想说的，我还是要强调：艺术家的任务，是找到他与自身文化之间的关系。今天的艺术家应该像古代的艺术家那样：为了创作，他们必须退出世界，必须与社会保持距离，必须建立一种完全个人化的生活方式。艺术家不能等同于任何一个社会成员。他的角色，他的意义是非凡的；这一点一旦丢了，什么东西都无法替代。
这就是他所说的话，他说完，仍坐在床边，双手撑在身后，仿佛在回味自己说过的话，思考是否与他真正要表达的意思相符；然后，他突然起身告辞，说自己没时间了，在门口紧张地道别，转眼就消失在那座巨大的建筑里。
他们再也没有见到他，后来施泰因试图寻找他，但徒劳无功；他无法解释这次会面，只能认为小海是传递未来之事的公使、密使、信使；而这样的人总是迅速、果断地完成使命，直奔主题，传达了委托给他的事，于是随即消失，奔向下一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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