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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石黑一雄:爱是抵抗死亡的武器,机器人的爱却是个悲剧(2)

2021-04-01 10:29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作者:赵松 阅读

在一定程度上,人们跨越国籍、语言的界限去阅读,反映出现在的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全球化、国际化了,这也意味着当今世界面临着一些问题和矛盾。因为我们当今的社会在种族构成上正在变得更加混杂,移民问题是欧洲过去二十年中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之一,无论是在英国还是欧洲都是如此。我觉得美国的种族问题就是另一回事,和移民的关系不大,虽然特朗普把墨西哥边境问题搞成了一个大事。美国面临的种族问题,涉及非裔美国人和美国白人之间的矛盾,这个问题在美国历史上从一开始就存在,但它不是移民造成的问题。

或许我还可以补充一点,你提到我说过想写这种国际化的书,这其实更像是一个自私的想法,我是在讲自己的野心,而不是如何让世界变得更好。

我希望写那种能被全球读者广泛阅读的书,我希望以一种能被不同国家读者理解的方式来写小说,而不只有英国人看得懂。所以或许我也是在含蓄地鼓励我们这代作家都能有更广阔的视野,写作时能面向更广大范围的读者,而不是只写一些我们身边的事情。

当我二十五岁左右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有个印象,就是英国作家总觉得只有英国人会读他们的书,你能从他们的语言和书中的玩笑上看出,他们觉得读者都对英国生活了如指掌。我觉得这种写作的眼光实在是太狭窄了,尤其要知道,今天的英国不是过去的大英帝国了,所以我觉得作家们写作时应该有意识地考虑到自己国家之外的读者。我今天能跟你这样谈论我的书,也说明我们现在的文学界比我年轻时更国际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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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人物关系,是在动笔前确定的

新京报:前些天我又重读了你的《小夜曲》,顺便还读了你的早期短篇小说,像《中毒》。我记得在谈及短篇小说时,你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短篇小说是一个让作家暴露无遗的媒介。”能否更深入地解析一下这个说法?

石黑一雄:我可能是想说,短篇小说很难写,因为它很容易暴露作家在视野和技巧上的弱点,而长篇小说能更好地掩盖这些弱点。短篇小说是个严肃的创作形式,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短篇小说的,我也非常钦佩那些短篇写得很好的作家,比如像契诃夫、卡佛、门罗这些作家。我也能理解为什么短篇小说的受众较小,因为它们不像长篇小说那样更容易让人沉浸其中。

新京报:你在谈到对于“人物关系”认识的重要性时,说过这样的话:“所有的好故事,不管讲述方式是多么的激进或多么的传统,它们都要富含一种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让我们感动、喜悦、愤怒或者吃惊。”这是否意味着你认为作者要对笔下人物的一切都了如指掌,还是说,这里面所说到的“人际关系”本身也是带有诸多不确定性的,是在写作过程中不断生长变化的,甚至可以说其本身就是个需要持续发现的过程?

石黑一雄:每个作家的写作方法都很不一样,有些作家就想了解一切,包括人物、故事、人物关系,他们在写作之前都要设定清楚。其他作家则喜欢在写作过程中去探索发现。我发现很多作家对此做过有趣的探讨。我自己更倾向于前者,我会花好多时间做笔记,在动笔之前,我会用好多文件夹去草拟书中的人物和人物关系。我跟其他作家讨论过这些,他们觉得这种方法简直不可想象,我知道有人在写完一本书之前都不知道自己会给这本书写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对于人物关系可能也是如此。

我倾向于在动笔前想清楚这些关系。可能其他作家会想写些让自己惊讶的故事。我更希望控制(笔下人物的关系),别的作家可能更喜欢探索。我会做一些写作上的实验或探索,或许都不能算是短篇,因为它们还不能算是短篇小说,只能说是一些片段,在写长篇小说之前我会写一些片段来实验,就像艺术家在创作主要的画作前会画一些素描一样,我也喜欢做很多探索和即兴创作,然后等我真正开始动笔写书的时候,我就很清楚自己要写什么了。

新京报:这种写作方式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还是逐渐形成的?

石黑一雄:我写第一本小说时可能还没有用这样的方法。但很多年前写第一本书时,我就在想,我是不是要先把一本书从头写到尾,然后再修改草稿。后来我决定不要这样。当时我就决定在书的前三十页或四十页要一遍一遍非常认真去写,把它修改完善了再去写下面的部分。我一开始就决定采用这种能够控制住的写作方式。我个人不太喜欢因为做了一个草率的决定,导致整本书都要受这个决定的影响。我写每本书的每个小部分的时候,都会很认真地写,写完这部分,再去写下一部分。我确实是在写第一本书时就做了这个决定。但我的一些作家朋友们就不喜欢这样,他们写第一本书时会先从头写到尾,然后再去改他们的草稿。

我的头两本小说,都是以之前写的短篇小说为基础的,然后再把它们发展成长篇,它们都是同样的主题。甚至在写第三部小说《长日将尽》前,我其实是先写的电视剧,也是个管家的故事,1984年曾在英国的电视台播过。然后才写了《长日将尽》这个英国管家的故事。在写作生涯初期我经常发表短篇小说,然后再考虑把它们写成长篇小说发表。后来我不再发表短篇小说了,但还是保留了这个习惯,我自己会私下做这种小练习,为写长篇小说做准备。

06

“我是卡夫卡的忠实粉丝”

新京报:一般来说,我们都知道,作家会通过阅读经典文学作品来学写作,但很少会有像福楼拜教莫泊桑那样的老师教学生的方式。我知道你跟安吉拉·卡特曾有过一段师生关系,那么她对你的写作有过重要的影响吗?

石黑一雄:安吉拉·卡特对我的影响很大,更多意义上的是作为人的影响,作为老师的影响。我觉得作为作家她对我写作的影响没有那么大。当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她在大学任教,教了我一年,成了我很好的朋友和老师。我经常到她在伦敦的家中,她会给我做午餐,我们会谈论写作和其他很多事情,她在看我的作品之前就给了我很多有用的建议。写《远山淡影》时,我经常去她家里请教问题,一起讨论。她给了我一些建议,对我的写作持非常开放的态度,她真的是个非常好的老师,对我的帮助很大,在我出版了第一本小说后,她教给我图书出版行业的运作方式,给我介绍了经纪人等等,带我出席了我的第一个文学聚会。直到去世前——她去世很早,在五十一岁时因癌症去世——她都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和老师。

再补充两点,为什么说安吉拉·卡特对我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当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大部分英国人谈小说都是从非常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喜欢高度现实主义的风格。安吉拉·卡特很抗拒这种风格,她自己非常喜欢童话、奇幻和科幻小说,但这些在当时的英国很不流行,这点我必须强调一下。和她交谈给了我很大自由,让我能跳出当时英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来写作,给了我突破这种传统的信心。

安吉拉·卡特给我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在于她曾在日本生活过,那时她刚回来没几年,而我当时正在写一本以日本为背景的书。这几点对我都很重要,我和当时英国很多更年长的著名作家都无法像和她那样交流。

安吉拉·卡特

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 1940—1992),英国作家。作品包括《爱》《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马戏团之夜》《明智的孩子》等。

新京报:在经历过一百多年的剧烈变化之后,你会认为小说的未来可能性还会很多吗?尤其是发生在一百年前的那个二十年代前后的具有革命性的文学事件——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等人所带来的小说变革,在你看来还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吗?

石黑一雄:我觉得你说的这点很有趣,因为你提到的这些作家,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他们即使放在今天也还是给人一种很先锋、很实验性、很新浪潮的感觉。他们相对于今日传统的主流文学,似乎还是很超前的。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在小说创作方面,我不知道中国是怎么样的,西方的小说创作似乎还很保守,总是很容易就回归了传统的叙事方式。

似乎因为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科学技术正在迅速地改变世界,不可避免的,小说创作也会反映这种变化。我写过两本大类上可以称作科幻小说的作品,上一本《莫失莫忘》是2002-2004年间写的,到我写《克拉拉与太阳》时,我觉得人们对科幻小说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当我出版《莫失莫忘》的时候,好多人非常惊讶,问我为什么会写科幻小说。他们觉得我这样一个知名文学作家写本科幻小说似乎不太对劲,但当我写的《克拉拉与太阳》出版时,已经没有人问这种问题了。科幻小说现在已经变得比以往主流多了,因为人们认可科学技术以及它给我们每个人带来的迅猛改变,这对人们看世界,讨论世界的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现在还有一些将会对叙事方式产生很大影响的东西是以往没有的,长篇电视剧就是其中之一,我认为它极大影响了我们看故事的方式。它跟电影对叙事的影响不同,传统上,我觉得长篇小说和电影的叙事方式有些类似,都是一次性讲完一个故事。现在这种长篇电视剧集数很多,能播三四年,去讲一个很长的,有连续性的故事。另外,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电子游戏和漫画这些艺术形式也会对叙事方式产生很大的影响,并且对小说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

新京报:你最近还有时间读书吗?

石黑一雄:读了些书。因为疫情,我们都处在隔离状态中,不能出门。最近我也比较忙,要应对很多采访。在此之前我读了很多非虚构的书。当然我也读经典文学作品,但最近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令人忧心的事情,比如疫情,另外我前阵子也在关注美国大选前后的事情,所以就读了越来越多的非虚构图书,比如政治类的书。我读了好多有关美国种族问题的书,想要理解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另外还读了很多关于互联网的书,去了解大数据、大技术的时代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不得不说,最近我没读多少当代的小说。去年我重读了《战争与和平》,还有卡夫卡的《审判》。不是说《战争与和平》让我失望,但这次重读我发现它有好多东西不大对。当然它是一本伟大的小说,但我觉得书里面有好多好多问题。这是本非常长的小说,有很多很多的人物,他们都来自一个很狭窄的社会阶层,都是俄国贵族,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托尔斯泰无法超越这个狭窄的,贵族阶层的视角,我觉得这是《战争与和平》一个很大的局限,它写的都是这些有钱有地的俄国贵族的野心。第二点就是女性角色都(塑造得)比较薄弱。我觉得这是《战争与和平》的两大缺点。

关于《战争与和平》我可以说很多,它的伟大之一在于书中的战争场面写得非常惊心动魄。在用电影拍摄战争之前,我觉得《战争与和平》对战争的描写就像电影纪录片一样有力,能让我们身临其境。但社会层面上的描写我觉得就不太有趣,几乎是陈词滥调,关于婚姻、遗产的闹剧场面,写得还行吧,就是很标准的十九世纪故事。但它的战争场面是绝对的宏伟,我似乎没有在别的小说里见过这种战争描写。

我怀疑《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之一或许在于,托尔斯泰基本上属于那种非常喜欢写自己的作家,他更像菲利普·罗斯等作家,喜欢在书里面安插一个和自己很像的角色。《战争与和平》中所有的男性角色,几乎都是他自己的翻版,他不能像莎士比亚那样让自己隐身,以塑造不同的角色。

托尔斯泰总有这种想当自传作家的冲动,所以当他写《战争与和平》这种出场人物众多的巨著时,这个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你会不停读到各种不同版本的托尔斯泰。我觉得这会给长篇小说的视野带来局限。

另外,卡夫卡的《审判》给我的印象很深。去年我看的是个以前没读过的新译本。我每次读《审判》,都觉得它是本很深刻的书,我一直觉得自己还没有完全理解它,但每读一遍似乎都能有更深的理解。我是卡夫卡的忠实粉丝。

07

没有记忆与发现,就回应不了当下

新京报:你曾谈过自己写完第一部小说《远山淡影》后的一种不满情绪,并说更希望写“那种只能在纸上才真正见到成效的小说”。随后你提到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那“纯粹之美”给病中的你带来的启迪。很多年以后的现在,回看过去,那个时刻对你的写作又意味着什么?实际上在你最热爱的作家系列里,似乎多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俄罗斯经典作家。

石黑一雄:确实,普鲁斯特不算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笑)。他的书太长了,太自负了,里面的好多内容都挺无聊的。但我发现,对我写作产生影响的并不一定是我最喜欢的作家。普鲁斯特对我的影响很大。在我写作生涯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我从普鲁斯特那里学到了一些方法或者说技巧,特别是那种通过记忆、通过思想上的关联来讲故事,而不是像电影剧本那样按照时间线来讲故事的方法。普鲁斯特的叙事方式几乎是抽象的,他会把一周前的记忆和三十年前的记忆放在一起,(他在叙事上的)这种自由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从写第二本书起就开始运用这种技巧。说到我喜欢的作家,有你提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还有像简·奥斯汀、夏洛蒂·勃朗特等经典的英国作家。

新京报:1999年在参观过奥斯维辛集中营后,你曾谈到自己对于记忆与遗忘,以及如何承担传递记忆责任的思考与自问,尤其是还谈到了“遗忘”在有些时候是否会成为阻止暴力循环、社会瓦解、陷入混乱或战争的唯一途径?面对今天这个已然危机四伏的世界,政治冲突、经济冲突、种族冲突,甚至还有环境危机,在这样一个大的复杂背景下,你觉得面对这样的危机,人类和解以及共同面对这种处境、避免更大危机的可能性,在什么意义上才能存在呢?

石黑一雄:这个问题我想了很多年,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通常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遗忘是我们得以继续存活的唯一方法。举个例子,在种族隔离制度废止后的南非、二战后的法国,如果我们把刚刚发生的一切都记得这么清楚,那么我们将如何面对这些仇恨和背叛的感觉?我们的社会要如何发展呢?比如在种族隔离制度废止,曼德拉上台后的南非,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关于如何平衡记忆与遗忘的例子,他们组织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试图解决深受种族隔离制度之苦的人们对不平等的愤怒,让国家不再陷入内战,让大家共同努力,当然这也是很难的事。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没有了这些历史记忆,没有我们两代人或三代人的记忆,我们就很难理解今日世界中的问题,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移民给欧洲带来的紧张局势。现在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自己的国家里会有这么多的移民,为什么会有这些运动。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段历史,比如说中东历史上的冲突引发了叙利亚的内战。他们不知道,在很大程度上,20世纪里是欧洲国家创造了这些国家,引发了这些冲突。

在我的国家,可能人们更清楚英国为什么是一个多民族的社会。如果我们对大英帝国的历史有深刻的记忆,就会知道英国的大部分外来民族来自过去的大英帝国,这个关系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源头在于英国人曾去过这些位于世界各地的国家,通过剥削他们来攫取财富,于是近年来这些国家的人就来到了英国。如果我们不了解这段历史,就只会看到好多奇怪的外国人到英国来了。所以我觉得记住历史很重要。

再说今天的美国,我觉得美国还在纠结在多大程度上该忘记还是记住非裔美国人和美国白人之间的历史。特别是美国内战后的几百年间,从美国内战到20世纪60年代《人权法案》颁布之间的美国历史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片空白,就好像一场集体失忆症一样。我觉得如果人们不记得这些并不久远的过去,就很难解决当今世界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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