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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依古丽 | 《泰坦尼克号》,正义和神性的救护

2021-11-18 08:51 来源:南方艺术 作者:阿依古丽 阅读

《泰坦尼克号》电影剧照

《泰坦尼克号》电影剧照

“记忆是我们的力量。在它的庇护下,我们的语言才终于没有像找不到树和墙可资攀附的常春藤一样地自己纠缠在一起(切斯瓦夫.米沃什语)。”恰被诗人言中,在这个冷雨滂沱的冬日,读米沃什的诗《泰坦尼克号》,我仿佛被唤醒,曾经湮没在记忆中的电影《泰坦尼克号》画面一幕幕重新回到我眼前,而在这首诗中所漫延的历史记忆也蜂拥而至。于是,我接受诗的召唤,奉命出发,开始履行这首诗赋予我的使命。

切斯瓦夫.米沃什的诗《泰坦尼克号》是对20世纪人类所遭遇的重大灾难之一——泰坦尼克号豪华客轮处女航即在北大西洋触冰山沉没事件的重申、还原和见证,将重点书写落在了《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前的许多细节、资本社会的浮躁之风和之后社会所表现出的对死亡毫不宽容的态度上,由此衍生出包括人类命运在内的社会学、历史学思考。

海难发生后,最著名的是康拉德在媒体上公开发表的言论:“不赞成陪伴溺水死亡者的音乐,但愿泰坦尼克号乐队在平静中得救,而不是在演奏的同时,乐手们的生命被大水吞没——无论他们演奏的是什么乐曲,这群可怜的人,违心地被大水淹死,从一个出了漏洞、不可救药的大水箱(你花钱买票进入)下沉,这实在毫无英雄气概可言,比起吃了从食品店里买的坏三文鱼,在腹痛中平静死去,没什么差别。”康拉德的言论至今看来的确有失妥帖,显得冷酷无情、偏颇和自私。康拉德是水手出生,大半生岁月漂泊在大海上,因身体原因,才回到陆地定居,开始写作小说,并以海洋题材小说成名,对在海上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求生深有体会,活着,活着,还是活着,是他大半生水手生涯刻下的烙印,面对泰坦尼克号甲板上身穿晚礼服演奏圣歌安抚遇难同胞的乐手们,康拉德表现出一种不解、冷漠,怜悯之心尽失,与诗人米沃什在诗中饱含深情的悲悯情怀形成巨大反差。凡事都有成因,也实属正常。我们生活在一个酸甜苦辣杂陈、三教九流共生的世界中,又如何能阻止那些倒行逆施?但诗人米沃什在诗中还是忍无可忍地大声疾呼:“什么都保护不了他们吗?有过什么东西提供过保护吗?无名又毫不宽容的死亡,能避开吗?”如此质询,如此天问,并非诗人的鲁莽,更何况诗人米沃什一生严谨、自律,他宽广悲悯的诗人风骨也从没有鲁莽过,那是康拉德有失对遇难者生命的尊重和罹难者的怜悯,这样的言论确实不应该发生在当时已经蜚声英国文坛的作家康拉德身上,这才是诗人米沃什怒发冲冠的缘由所在。

在这首诗开篇的叙述中,诗人米沃什还罗列出了发生在20世纪的重大灾难事件:约翰斯顿的水灾、旧金山的地震或中国的水灾……

阅读至此,我的目光瞬间停滞在“中国水灾上”上,目光许久没有移开,这五个字让我瞬间陷落在沉痛记忆中,是“中国水灾”阻滞了我的阅读。

读不下去了,就到花园里散步。

漫步中,一些少年时的记忆也纷至沓来——

河南驻马店特大水灾中,一位70多岁的老人坐在木盆里,在洪水中浮沉,在绝望中等待死亡的来临,她没有恐惧,也无所恐惧,因为她已身处在巨大的恐怖之中,她在死去的牲畜和溺亡的尸首中间漂浮……老太太后来得救,幸免遇难。这位幸存的老太太是我父亲的同事孔妞的母亲,这场令人心颤的水灾永远印刻在我的记忆里,准确地说是一次对我年幼生命的重大伤害。那时我刚刚10岁,在新疆石河子农八师的军垦农场正是一名茁壮成长的少年,一把无形的明晃晃的大灾难的刀刃划伤了我的少年心,我第一次认识了人世的苦难,正是那场骇人听闻的河南驻马店特大水灾,让我在无忧的少年时代打了一个寒颤。

这件事是父亲告诉我的。在此,我要感谢父亲,让我很早就认识了人世的苦难,乃至在之后的几十年中有勇气和能力从容地面对苦难,并安然度过。如今我爸爸、那位幸存的老人和孔妞都已经不在人世了,可我因为阅读一首诗,我的亲人、我的乡人瞬间复活在我的记忆中,多么有力量的诗啊,将已故的亲人和乡邻召唤到我面前,复活在我此刻书写的文字中,再次刻进我的骨血。“没有一种记忆比受创伤的记忆还要深刻”,这是诗人米沃什说的,好像也是说给我听的,更是说给正在阅读这篇文章的读者听的,难道不是吗?

我在诗人米沃什的诗《泰坦尼克号》引领下,借助他的叙述和诗中的描写以及他雄辩犀利的议论口吻,我来到他递进句拓出的宽阔中,这些经由诗人米沃什拨乱反正后的社会学、历史学思考,以诗人的良知,以诗人滚烫悲悯的柔肠,对事件前后的社会形态及人、事、物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梳理、考证。以诗见证,以正视听,正是《泰坦尼克号》的光芒。诗人太阳般照亮了我,也站在那些诗句铸就的脊梁上,一步步走向他要到达的地方。

米沃什始终是他诗学思想的实验者和实践者,这首诗也如此不折不扣地满载米氏诗歌永不妥协的执拗。正如诗人自己所说:“诗歌,即使其题材与叙述口吻与周围现实完全分离,要是一样能够顽强存在,那是令我激赏的诗歌。有力度的诗,或是一首抒情诗,其自身的完美就有足够的力量去承受一种现实。”诗人的主张,诗人的洞见,诗真得是主动到来找到了诗人米沃什的吗?谁赐予了诗人米沃什这样的际遇?

读米沃什的诗时,你会不知不觉中明了他,一个男人的心思,他面对诗歌的野心,“正是那种尽力捕捉可触知的真相,在我看来正是诗歌的意义所在(米沃什语)”;“既要认清事实,举重若轻,又要拒绝诱惑,举轻若重,不甘只做一个报告员,这是诗人面临的一个最棘手的难题之一。诗人要巧妙地择取一种手段并凝聚素材,与现实保持距离、不带幻想地思考这个世界的种种(米沃什语)。”

诗人米沃什生前绝少谈论他的诗歌主张,在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期间,他也从不给学生讲授诗学和怎么写诗这些诗人们喜闻乐谈的话题。米沃什在美国的教职生涯采取了与他的好友、同是流亡诗人的布罗茨基截然相反的策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极少读到米氏关于诗歌写作方面的论述。不是我孤陋寡闻,就是米氏过于自律、严苛了,事实当然是后者。文章到此,也许你开始明白诗人米沃什为什么要在耄耋之年对已经过去70多年的泰坦尼克号沉没事件重新研究、考证,挖掘,以诗为证,厘清真相了吧?这首诗是米氏诗风最典型的案例了。

米沃什的《泰坦尼克号》一诗的写作时间是1985年,地点是美国的伯克利,诗完稿至今已经有30多年,而泰坦尼克号沉没距今已经100多年,是这首诗勾起了我的记忆,遥远的时间和空间的穹隆在我脑海中复活,将倾塌、寂灭的记忆召回。一首诗,把泰坦尼克号海难重新带回我的书房,带到我的生活中,让我多日寝食难安,这样的体验多么神奇!

而好莱坞导演詹姆斯.卡梅隆也在1994年拍摄了同名大片《泰坦尼克号》,影片显得避重就轻,笔者至今的印象中也只是一场浪漫的爱情传奇,放荡不羁的穷画家杰克与富家少女画家罗丝的爱情,影片中的爱情与海难保持着足够远的距离,我说的足够远,就像爱情是电影主题中放大的特写镜头,而海难只是虚拟的背景和站在遥远处的衬托,又仿佛海难只是一场爱情绝唱的复调,有点荒诞,有点轻飘,有点远离人类良知和德行中我们所期待的最美好的反思和忏悔的那一部分.....电影有点无视海难惨烈的事实,对海难真相轻描淡写的处理方式,是对历史事实的非礼,电影在犯罪,也彻底失去了史料的价值,以此迎合观众的趣味,迎合商业资本盈利方式,避开极端浮躁傲慢的社会舆论,让观众陶醉在爱情中,被一场爱情的绝唱麻痹,这是政治家惯用的伎俩,也是资本的本质,是血淋淋的资本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事实也正是如此。

该片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效应,蝉联了国际电影的很多奖项,是一部商业大片的成功案例。如此辉煌的佳绩,却在如今已经没有人再记起这部影片了。难道不是吗?

米沃什的诗《泰坦尼克号》的命运却与这部同名电影截然相反,即使诗比电影的诞生时间要早11年,却有着超越电影的顽强“生态系统”,诗的生命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倔强地生长,它的根系向大地延伸,它的枝叶在空间抵达着我们仰望中的高度,而根系也向着泰坦尼克号巨轮沉没的大西洋底3700米处延伸,抚慰葬身大西洋的1522位罹难者(这其中只有333位遗体被寻回)。这不能不说是诗的成功,也是诗人米沃什毫不妥协的诗学风骨敏锐洞察力的成功。诗人的“看与描述”,使1912年4月15日泰坦尼克号巨轮沉没这个日子都变得有意义起来,且永远不断地提醒读者,人类的邪恶、悲悯、良知、不屈的意志和伟大的风范都掩埋在事实的深处。

“他们怕什么呢?为什么报纸上出现啊啊啊的长吁短叹,各种委员会、质疑、街头歌谣、小册子和一个不详又伤感的传说?谈泰坦尼克号,一个时代的终结吗?”诗人在向灾难发问,向施政者质询,向不良媒体的操纵者发难,诗人米沃什仿佛也在提醒所有与这首诗相遇的读者:你们最终必会与我成为亲密的同盟,必会与我一起罹难、感同身受,必会与我一起替罹难者和幸存者说,必会与我一起在时空中奔跑,与我一起俯身抛出人类良知最有力量的声音!

没想到,我幸运地做了这其中的一个,与诗人结盟。

诗人米沃什

诗人米沃什

《泰坦尼克号》一诗在开篇时,诗人米沃什就站在了一个令读者仰望的高度上,以恢弘的气势和足够分贝的声量喊出的诗句,也如醒世箴铭一样,横空掷来。那是因为诗人肺腑中生长着的火山爆发了——这是1522位罹难者和幸存者共同聚首的火山,在诗中终于如燃烧的岩浆一样经过诗人的生命转换成掷地有声的正义般喷薄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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