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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依古丽诗学随笔选:诗人与诗

2022-01-30 09:08 来源:南方艺术 作者:阿依古丽 阅读

诗创造读者

那个称之为我们的群体,就是读者。

通常,我们与诗人保持着既亲密又疏离的关系。亲密是因为诗,疏离是因为诗人。

我们与诗通过阅读的方式互相置换,像两个心甘情愿推心置腹的朋友。

我们与诗人却大有不同。在现实世界相遇,我们追随诗人,掩饰羞涩;有深爱,却永远也不会说出。这个没有说出的部分就是诗。诗人守护着这样的经验,直到成为诗。

读者却是不由分说地介入。哦,不,不要这么鲁莽。阅读一首诗前,我们一定要洗耳,净心,保持安静。要有面对《心经》一样的虔诚,最好点一炷香,放一曲轻音乐。这时我们的阅读才会成为对诗人和诗的二度创作,我们才会真正拥有诗人和正在阅读中的诗。

诗人与诗是等于的关系,这种平等给予诗人的创造力之上。

诗与读者是大于的关系,这种不平等给予读者的创造力之上。

诗人与诗的平等关系,使时间与空间的诗性关系处在永不匮乏的相互诠释之中。

啊,时间和空间,我们永远不知道它们是平等的关系呢?还是始终处在不平等之中?诗也不知道。哦,读者也无需关心这个问题。诗总是让一些哲学的问题凸现出来。诗与哲学本来就是互相孕育的关系,它们不能相互诠释的窘境从来都不是诗人的范畴。阅读让我们再次确信,最有资格丈量诗歌边界的只有读者,哲学对此无能为力。

实际上,诗人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诗人。在一个何谓真正的人的探索中,诗人从来都没有止步,也不会含糊其辞。我们与这样的诗人相遇,真是三生有幸。我们爱上诗人,热恋一场也不为过,诗人是我们生命的光。当然圣殿中的那台管风琴是多余的,因为诗人的存在。

诗人与诗在某一瞬间奇迹般地走到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过只是一瞬,这样的机缘总是转瞬即逝。对一位把毕生交付给诗歌的诗人来说,首先有诗,而后才有其他。诗人的成败要在诗与生活的包容之间找到通途。如果诗人嫁给读者,或者诗人娶了读者,亦或两位诗人在互相的嫁娶之中走进庸常。哦,别忘了,生活是一罐甜蜜,也是一剂毒药。饮甜蜜时,要热爱诗人,吃着生活的毒药时,我们同样也要热爱诗人。

诗人从来都不是坏人,但一定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我们从来都不应该给诗人套上世俗的枷锁。诗解放了我们的生命,给了我们心灵的自由,诗人首先是那位最先实现了自身解放的人。

越是伟大的诗人,越渴望包容,渴望自由。

生活对诗人的包容度,让我们读出爱的深度。社会对诗人的包容度,让我们读出社会文明的尺度。而读者呢?读者如何解读诗人?如何解读诗人的推心置腹?这个过程正是读者的二度创作。对诗人和诗,读者始终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场者。

读者是上帝,诗人不是。但诗人通灵,又接通了诗与上帝的关系。诗仿佛上帝之道,有时候真像是在传达教义。诗中包罗万象的事物被永久地保留下来。诗留下来,还有全新的语言。一些被诗赋性赋形的事物保留在我们的视野中,像一尊永不消逝的时间的雕塑。读者正是因诗人的创造认知了那些陌生的事物,通晓了人类史上曾经讳莫如深的历史、气象、人文地理。实现这样的诗性表达却没有那么简单。

读者啊,可别以为诗只是一些抒情的分行,它大提琴一样粗犷的陈述是一种多么夺人心魄的语言方式。“准确地陈述是诗的第一要素(庞德语)。”陈述让我们对诗有了更新的认识。时代更新着诗的表达方式,读者也要跟上。正如大众如今阅读一则新闻只要在手机上就可以完成,而不是从报纸上。

阅读诗歌使我们在纵横交错奔跑着快速列车的当代时空中,持续地完成自己,在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道路上,与诗人保持同步,走在一起,不至于落伍,留下太多遗憾。即使遗憾总是存在着,围绕着我们,我们依旧这么固执地期待……

诗把我们引向内在的安宁。那么,期间的一切,都将用以诗人解脱自我而奉献给读者。

诗人创造了诗,诗创造了读者。


诗与诗人

诗,一直在那里,等待那个发现它的人。

那个人,人们称作诗人。

诗,是一个雄性特质的小怪兽,被更具雌性特质的诗人奉为终生不离不弃的恋人。
 
诗与诗人,就像浩瀚宇宙与云朵、蓝天、风暴的关系。

它们各成世界,各执一词,在各自的轨道上奔跑,相对独立,却在某一时刻统一起来。

那个统一后的产物就是诗。
 
诗,诞生在一张白纸上,而后,诗人才站立在那张白纸上。

像陆地上突然崛起的高山,像大陆架突然拉长的裂缝,像闪电点亮的乌云。

诗人的道路不是通往天堂,就是走向地狱。

诗,自古就是勇敢者的游戏,是世界的良心,宇宙的轴心,只有勇敢者才配诗人的称谓。
 
诗与诗人演绎的装置艺术只有明眼人才可以看到,比如,李白、杜甫、穆旦、荷马、但丁、叶芝、里尔克、奥登、阿赫马托娃、茨维塔耶娃、爱默生、弗罗斯特、保罗.策兰、米沃什、希尼……

诗是诗人的道具,也是尘世肉身,更是一个生命的大舞台。
 
哦,那些风雨飘摇的日子诗人总是一个人,和自己对抗,与世界冲突,和解,再冲突,再和解……诗人才得以活下来。周遭的世界太强大,像蚂蚁一样把诗人踩在脚下。但诗人是强大世界的受益者,以弱者,此在者,诗人正得其所,绿松石一样长命,赢得声誉。
 
诗,先于诗人来到世界上,先于客观世界存在着,万事万物都可入诗,难道不是吗?

诗人以自己的生命实践寻找诗,让沉积岩一样渴望回到海平面的诗复活,让包裹在蓓蕾中的诗吐露芬芳,让蜜蜂回来,蝴蝶在闺阁中穿上嫁衣,让浪花的歌声回到自己的大海,让铮铮铁骨的词语回到仰望已久的高山。
 
诗人给我们搭起一个新世界的舞台,
是明镜,是自由,是真理,是公平,是光明磊落的盾牌,
给世界带来清醒的沉思。

 
诗与诗人,就像天空与大地,是一片天空与一片大地的关系。诗的碧水蓝天,诗的风雨雷电,诗的高山流水,诗的洪水猛兽,诗的沉寂苍茫,诗的浩荡长歌,都会投射到诗人的心上。

诗人无条件接纳的,是一次又一次与光明、自由、真理相遇后重生的希望。

诗,因此不是写出来的。诗,就在那里,等待诗人的发现。
 
诗,是恰巧被诗人遇见。遇见今天和明天,遇见昨天和未来,遇见光明、自由和真理!

这些诗人腹中的婴儿,怀胎十月的婴儿,急于见到天日,急于冲破尘俗庸碌的阻隔,急于从浩茫的大海中仰望新世界的曙光,急于与笔墨的力量结盟,与一张白纸浩渺空阔的时空相遇。
 
诗人看着诗在一张白纸上颤栗,站稳,慢慢长大,向着瀚海寰宇自由飞升……

诗人看着诗在一张白纸上,起初轻若鸿毛,之后重若泰山。

诗人持续不断地完成着诗,完成自己的发现,也完成了关于一个世界的创造。


诗艺的空洞

像替星星铺路的风,诗歌技艺(以下简称:诗艺)是一个空洞的概念。

诗人对诗艺的认知也千差万别,男性和女性的认识也不同,每位诗人生命历程和社会生活如此不同,在诗中的表现也各有所长,各有所短。

诗艺因此从来都没有可供速成的标准,不能购买,不能以购买的方式获得。

对某一位诗人而言,也不能说某一种诗艺就是(他或她)可供参照的标准,这丧失了客观性,是强暴诗人,也是强权者的逻辑。

对诗艺的学习,诗歌写作者要各有所志,要始终怀有敬畏心、真诚态度和包容的胸怀,取所需,尽所长。不以诗艺的说辞谈论诗文本,生命直觉是一个最应该坚守的立场。无论诗人之间,还是批评家之间,都要有诗建设、诗学建设和探索未知世界的无私无畏,探测到诗的内部、语言的内部、诗人生活和生命宇宙内部的货色,才有资格批评诗。

事实上,事与愿违的事情时常发生。诗艺成为一些骄傲的人随意拿来行使主权的工具。诗艺的空洞正是这样产生的。

实际上,诗艺的空洞原本就在。只有具体到某位诗人和某个文本时,批评家的言说才有可能直接进入诗艺的空洞之中。

诗歌批评就是对生命的觉悟,对生活的的热爱,对善恶的学识。批评要捍卫诗人的言论和权利,而不是笼统地只说诗艺这个词。批评者多向度进入诗艺的空洞之中,这是一种批评的方式。

诗艺的空洞是一个可怕的存在,批评家要肩负起担当诗歌精神的责任和使命,为诗和诗人消除内心的恐惧。

诗艺这个词是一块石头,砸碎公平的尺度,也是名利场上廉价的黄金,媒体扰乱视听的手段,有时也把读者或公众引向歧途。诗文本在这样的压力下,被下架或焚烧,也有可乘之机,全因诗艺的空洞,文本不值一读。这是使用诗艺这个词制造的混乱,令人遗憾的混乱。

其实,说好话是好人的作为,巧妙地讲坏话是坏人的心机。而批评者何为?

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可以强行进入个体意识的机器,输送诗艺的履带并不完全属于诗人和批评者,诗因此遭到戕害。我们讨厌诗不能放在诗的范畴里批评,诗人不能放在诗人的群体里识别的批评方式,放在更大的空间和更纵深时间的河流中言说诗和诗人,也是放纵不羁的荒诞剧。这是对诗和诗人的消解,是违背客观规律,是学术在犯错误。

诗有它的时代,诗人也是;诗有它的生命,诗人也是;诗有它的局限性,诗人也是。用无限的口吻言说局限的诗人和诗,是痴人说梦,是造神运动,是不属于诗学建设范畴的游戏,是属于娱乐范畴,而不是诗的范畴。

诗人生活在自己的时代,诗生长在诗人的生命,扎根在诗人的生活中,这是诗和诗人的源头。

诗艺不能作为工具,为权利目的所用。

诗艺如果成了一个功能化的目的,比如:商品,官职,俸禄,诗人和批评者可以不买账,可以质疑,可以不投其所好。请问诗能为商品的繁荣、权利的获得做什么贡献呢?

诗只服务于诗人的生命,壮大诗人的精神世界,诗对现实的物质生活又有多少用处呢?

诗艺是一个形式和内容、诗学与美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组成的判断体系。不要把政治目的、权利欲望、非人的、非人性的东西强加给诗。诗没有这么强大的能力,诗艺也绝没有功能性和商品性,更没有政治性和权利欲。

除了爱和善的哲学,诗艺什么也没有。

如果有,也是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就像湛蓝的天空,乌云和雾霾总是随意来去,诗人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挽留哪怕一片湛蓝明澈的天空。

这是诗人的无助,也是诗的局限,更是诗艺的空洞所在。

由于功能化和商品性的存在,诗和诗人惨遭绝望风暴的检验。

诗艺的获得如此艰难,诗人的成长和发展也历经坎坷,批评者更要对诗艺这个词时刻保持警惕。

仅仅这个词,就能使一片有深意的水,瞬间变得无意义,把巅峰夷为平地。难道不是吗?

如果名利不需要支付什么,只需支付诗艺。但这几乎不可能的可能性到底在哪里?

诗艺仿佛在无形之手中操控的机器人一样,历史会为诗人买账吗?

诗艺这个词本身不值得诗人和批评者信任,只有那些将诗镶嵌在生命内部并雕刻出高贵灵魂的诗和诗人,才值得批评家信任。

这是我从长夜里失眠的诗人那里得到的醒悟。

诗艺的空洞,像空气,我们在呼吸空气,并不能看到空气是什么样子。

这世界上很多路可以走捷径,但诗没有捷径可走,批评也是。

诗人叶芝把诗视为一种由意象、节奏和声音构成的复杂的“音乐关系”,就像一片生命的羽毛,飘在心灵顶端。

这也将诗艺置于可供谈资、可以控制的范围中,而不是只谈诗艺这个词本身。
                                      
2019-12-31


时间是诗人的判官,也是诗的判官
                 
对于一位真诚的、有使命感的诗人而言,语言指向哪里,哪里就有一个诗歌的现实,有一个照亮自己的太阳,诗只是向世界投下的自己的影子。一个诗化的心灵,就是一个语言的自然,是一个光影运动的世界,其律令定会驱使诗人前行,诱惑诗人成为夜晚那轮高悬星空的月亮久违命途的知己。这就是发现之诗给予诗人的际遇。诗一边基于行动之中,一边基于固有的存在之中,两种形态一直在诗的国度中彼此成就,相辅相成地为诗人的耕耘效力,建设独属于诗人的王国。

你对诗人的作品反复研读,共振中的感受异常美妙。你对自己的某些诗确有钟爱,隔着遥远的时空,你仍如遭遇古墓出土的丝锦衣裤般不寒而栗,你瞬间逃离,暗自嘀咕,自己遇到了什么?诗本就是你存在的一部分,是你生活过的一个证据。诗站立起来,并生长着,正是依据这些根基,如你在夜晚偶遇的星光之于星辰一样。语言站出来,一个从心灵而来,一个从天空大地而来,万物和人心诗途同归。

透过密闭的玻璃窗,这个世界唯一不让你完全掌握密匙的隔障,就是玻璃。无处不在的玻璃,无处不在的玻璃一样的网监、规则、规定,试图遮蔽你的眼睛,堵上你的耳朵,捆住你的双腿。这一切对于灵魂而言,对一个真正的人而言,多么徒劳。瞧,月光下,你忙碌的灵魂长了翅膀飞出窗外,在尘世中替诗人行道,替天地说出,直到另一首诗悄然到来,带着属于诗人自己独有的语感和声色、形式和内容、镜象和气韵。

诗人只想更多地积累独自面对这个世界的勇气。

不敢说真话是诗人的耻辱。不能说真话是时代的耻辱。如果客观世界是黑暗的,诗人内心的自然就黑暗。如果客观世界是光明的,诗人内心的自然就光明。问题是:我们所处的并不是一个非白即黑的世界,多极、多元、多维度的人类存在和自然人文形态,向我们展开了一个无限丰富广大的世界。我看到中国油画家们正在用尽光明和黑暗之间的机巧——光影和不拘一格的媒介,将人为的限度、隔障和羁绊都抛掷“隐世界”中了,也因此在如何倾听内心的声音?如何可持续自如地面对自己?如何在与内心和世界的不断冲突中达成解决艺术问题的目的方面,绘画走在了前面。画家借助画笔或其它媒介方式,通过色彩或其它媒介自我引渡,拓展了绘画表达的形式、语言和内容,油画走出了很远的路,在与中国新诗发展大致相同的一百年间……

而诗呢?诗人何为?这是海德格尔振聋发聩的天问,此刻隔着遥远的时空,来到中国江南,响在我耳畔。

在诗面前,一个人有能力经受不安、迷茫、疑惑,这是诗人的幸运。诗歌从大地上和心灵中生长出来,有诗人的体温和呼吸,有诗自身运行的逻辑和规律。敬爱人民,尊重传统,敬畏汉语言崇高的使命,具体到诗人的写作,这理应是诗人面对汉语时应加持的本分。但如果烦躁不安喋喋不休地博利博名,不惜踩在诗的肩膀上,以好与坏、是与非、对与错,对诗或诗人横加粗暴,恶意评判,这会令人无限伤感。更有甚者,个别诗人还为身边的诗人设界限,划江湖,这就让未来的后辈诗人们贻笑大方了。我始终不消于诗坛毫无意义的论争,这就好比在泥浆里沐浴,搞得大家都不干净,我因此连观战的兴趣都没有。

历史上,对诗和诗人的辨认从来就没有结束过。这首太黄了,那首太色了,这首太左了,那首太右了,这首诗不是主旋律,这个诗人站错队了,等等。是谁给诗人拉起了过滤网?诗坛太缺乏对诗人的尊重,对诗的敬畏,对人性深厚博大的认识也颇有欠缺,诗坛不是供诗人矫揉造作故弄玄虚这班落幕那班来的戏台。诗人何为?

诗人是能够掂量出苦难分量的人。诗人是能够肩起社会良心和时代大义的人。诗是跳动在人类脉搏里的一滴血。诗是诗人心灵的原野上正在生长着的树。如何使这棵树获取持续生长的能力,这才应是诗人之道。潜下心来阅读,擦亮眼睛热爱,将“良心”写成诗,而不是操作成诗以外的其他货色。

诗,本无“是”,也无“非”,诗就是诗,诗就在那里,等待诗人的发现。驾驭诗歌的骑手心中一定住着一位会唱歌的天使,一种无限也将会被诗人持续展现出来,在不同的阅读者那里。读者以自己的方式靠近诗,融入诗,成为诗。

诗人都是由读者成长起来的。一位合格的读者有成为诗人的可能。一位合格的诗人必是一位合格的读者。这当然是对成熟的诗而言,是对诗由衷热爱和敬畏的诗人而言。

诗的发现和科学的发现几乎可以相提并论。如果你写的不是带着自己体温和呼吸的发现之诗,那诗中的杂质一定太多了,也无需再论了。

时间是诗人的判官,也是诗的判官,设限无用,诗江湖无用,自我叫嚣更无用。
                                   

永生的诗人
 
在罗兰.巴特看来,作品一经完成就脱离了作者本人,对于文本的内涵和意义,作者不再对其拥有完全的解释权,作品与作者的关系就此分离,“作者已死”,如同婴儿在诞生后,母亲与孩子便成了独立的两个个体,不再具有任何主从关系。当然,母亲的意见多多少少会对孩子产生影响,作者的观点和原意对作品解读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在此基础上,读者从文本中读出了什么就是什么,文本会独立说话,文本作者无论是登徒子、伪君子,还是大奸臣,他的人生履历表自此彻底失效,他的文本若写出了高风亮节,那就是高风亮节;若写出了卑微下作,就是卑微下作,与作者本人品相德行没有关系,是文本本身的表现和读者的理解在发挥作用,一句话:文本一旦到了读者手里,就和作者没有半毛钱关系,“作者已死”。

这个论调对小说、散文也许受用。小说的结构、人物、情节均是虚构,是现实的缩影,却不全是现实,甚至高于现实,更与作者本人没有太多骨肉关系。小说文本的开放性和未完成性,注定了小说文本即使完成后,仍然处在没有完成的进行时状态,作者并不知道自己精心完成的这部作品,到读者那里之后,会发生什么?会走向何处?作者也早已在完成这部作品时就闭嘴,不再说话了。而散文又是一个最容易弄虚作假的文体,最容易被写烂的文体,常常也成了一些无良文人、低级文人粉饰自己的工具,商业活动的跳板,是我对散文唾弃和厌恶所在。

但对于诗歌这个高难度写作文体,至少在笔者这里,罗兰巴特的“作者已死”的论调即被彻底推翻。我的良心和良知教导我不能说“诗人已死”。伟大的诗人无一不拥有一腔赤子情怀,活在自己的诗歌里。我绝不会对一位活在自己诗歌中的赤子说:“你已死,你可以闭嘴了。”我不能,我不忍心这么说。面对伟大的诗人们,我卑微得只能俯首膜拜。

诗歌作品是诗人一刹那、一瞬间或者一段时期漫长的情感状态、精神理想、社会乌托邦臆想的结果,诗人一直活在他们的诗歌里,一生一世,甚至肉体生命灰飞烟灭之后,他们的诗歌生命依然活着,他们肉体的气息依然还在诗行中弥漫。有的诗人随着肉体生命的消失,精神生命随时间的推移和时代变迁会日益强大,强大到成为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李白、杜甫、陶渊明,还是穆旦、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阿赫马托娃,无一不是如此。

我读他们的诗歌,起初他们站在很遥远的地方和我保持着距离,也许是时空的距离,也许是精神的距离,也有不明就里的距离,总之,是一个足够遥远的距离阻隔着我和他们的亲近。随着阅读的深入,随着一首首诗歌进入我的情感,我被他们的诗歌带到他们广袤辽阔的心里,我茂盛地生长在他们的茂盛里,我们成了心灵的伙伴。他们微笑时,我也微笑地面对着他们;他们思念时,我也思念;他们悲泣时,我的眼中也盈满泪水。我思念故乡时和李白“低头思故乡”时没什么两样;我妄想一段“光追赶波浪”一样的“超越之途”时,与顾城渴望“像青草一样呼吸” 没什么两样;我经历人生的悲寒时,与杜甫“茅屋被秋风所破”的大悲哀没什么两样。爱情,如果谈爱情,我少女时的内心“像授粉后的花朵,/满怀甜蜜,/让他的浆液一天天充满我的身体”,与阿赫马托娃“哦,不要说!/在我年轻的内心,/你好像唤醒了某种奇妙的东西。/我感觉生活如同美好神秘的梦幻,/那里有鲜花般的亲吻”/的甜蜜情怀没什么两样,同为青春期的少女,我们就像私交已久的闺蜜。

我读书有先从后往前阅读的习惯,尤其读一本诗集,我总是这样不守规矩。当我读到《保罗.策兰诗选》中点点写的编后记开头的句子:“切莫轻易拾起此书,以免你的悬索被根根崩断。不。总是要断的。”我的心多痛啊,所有的感知神经都被扯痛了,疼痛到骨子里,也注定了我和保罗.策兰的相遇。

由于保罗.策兰的父母死于纳粹集中营,他身心惨遭摧残,悲伤抑郁,走不出阴影,爱情和诗歌都没能拯救他,在常人认为诗歌创作最好的年龄,保罗.策兰却在巴黎投塞纳河自杀,客死他乡。当我读着保罗.策兰的诗歌,无处不在的阴郁伤感也会不知不觉蔓延到我的心上,像一张阴森的黑布,包裹我,让我在急促的喘息中平静下来,与保罗.策兰站到了一起,对纳粹在人类历史上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同仇敌忾,还想把人世间所有的温情拱手奉给活在自己心中的保罗.策兰,祈祷他在天之灵安息,祈祷人类和平。

当我读着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句:“雷雨吓呆了的水珠儿,在花朵上滚来滚去,/摇晃着芬芳的花枝儿、在黑暗中吮吸甜汁儿。在花朵上滚来滚去,/滚到两片萼儿里,/水珠儿变成一粒玛瑙,挂在花萼上闪烁、嘻戏”,/不由自主的会想到生活在前苏联政治高压下的诗人们,他们诗中那些密布的“阴霾”、“矛盾”,他们不屈的反抗精神,他们不向政治独裁低头的勇气,让我叹服,他们才是人类民主、自由、文明的推动者。同样处在前苏联独裁统治时期的帕斯捷尔纳克,写作这首诗歌时还很年轻,血气方刚,但诗人以天才般的写作技巧,将自己的反抗精神以“雷雨”、“水珠儿”、“黑暗”、“花朵儿”、“萼儿”(花萼)、“玛瑙”的词语和意象巧妙呈现出来,从矛盾的冲撞到诗歌意志的和谐表达,帕斯捷尔纳克不动声色地把我带到他纯净的青春勃发的心上,做了他的灵魂伙伴,我感到一个幸福时刻的到来。帕斯捷尔纳克活过来,活在我的心上,我带着他走在当代中国的时光里,即使这时光不那么理想,仍充满瑕疵。

在我多年没有间断的诗歌阅读体验中,我一次次地体验着那些已故诗人活着的音容,也时常随他们跳动着的诗心一起,或奔放豪迈,或热烈纯真,或忧郁深沉地与他们走到一起。我们成了一个多么美好的存在!我爱他们,也坚信诗人永远活着,活在他们的诗歌中。诗歌是诗人精神之树上的果实,诗人活在他的精神之树上,活在这棵树结出的果实中。读者是守望在这些果实周围的青绿枝叶,这些青绿的枝叶守望着人类精神的乌托邦。

难道罗兰巴特还能说“诗人死了”吗?

不,决不能。诗人永远活在自己的诗歌中。

阿依古丽

阿依古丽,又名杜万凤,出生于新疆石河子农八师军垦农场,曾居河南平顶山市,现居江苏无锡市。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创作诗歌、散文、小说、诗学随笔,作品散见于各类报刊和选本,近年来,以诗歌创作和诗学研究为主。已出版诗集《花园》、《身体里的风景》,诗文集《开花的月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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