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玫：我首先将女性看作一个物理的群体。所以无论怎样姹紫嫣红，其属性都是不会改变的。于是女性常常拥有共同的认知，这种认知甚至是不分阶层的。尤其在谈论男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她们可能会有语言上的差别，但本质上的感受却惊人的一致。
所以我愿意让我的女性角色深深融入这个集体。我觉得可以体察她们内心的活动。也知道在她们爱或恨的时候，会做出怎样的举动。
所谓的心理描写，我在写作中可谓毫不自知。但对话，我总是反复修饰，不想让任何对话言之无物。
读书报：《寻找伊索尔德》和您之前的作品相比，有哪些突破？您说过自己总是喜欢“变样子”，这次有哪些是变化的？在这些作品的写作中，您有怎样的收获？
赵玫：《寻找伊索尔德》是一部中篇小说集。它是近年来我的这类小说的合集。之所以有了这部作品，是因为我一直想拥有一本以《寻找伊索尔德》为名的书。感谢作家出版社让我了却了心愿。 在写作中，我喜欢变化。这会让我的精神生活充满某种刺激感。《寻找伊索尔德》应该是代表了我现在的状态。我迷恋于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美丽的中世纪传说，我崇尚伊索尔德对爱情的坚贞不渝，我感叹于伊索尔德为爱而死的永恒悲剧。但可惜的是，我小说中的人物所经历的现代爱情却是那么苍白。
在写作《寻找伊索尔德》前后，我愈加觉得故事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关键的是语言。于是当语言成为了你最需要的元素后，你便开始变得从容。语言不仅负载故事，也要承载思想。而平庸的故事又能说明什么呢？这种想法从写作长篇小说《八月末》的时候就开始了，记得我在序言中说，希望小说能有诗一般的语言和意象，于是在描述中尝试着，让语言比故事更重要。
伍尔芙是真正的知识女性
读书报：您一直关注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在多年的写作与观察中，您如何评价知识分子，尤其是女性知识分子？
赵玫：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时代的良心。“五四”前后的那些知识分子做到了。他们学贯中西只为着祖国的强大。这个阶段文化融和的直接后果是，带来了社会的进步和观念的变革。他们中学为本，西学为用，进而酿就了中国历史中伟大的新文化运动。就文学而言，白话文诞生了，还有非常现代的诗。而抗战时期迁移至长江上游李庄的那些知识分子也做到了。在如此艰辛的环境下，他们却依旧背负着民族的使命。
尽管我总是在谈论着杜拉斯，但其实更深刻影响着我的那个人是弗吉尼亚·伍尔芙。她和杜拉斯是全然不同的两个人，虽然她们都写小说，又都把小说写得惊天动地，但伍尔芙更具知识分子的质地。因为她没有杜拉斯般躁动不安的爱情，和堪称绝唱的悲欢离合。她的生活很平静。而平静下面，又总是向着一个很深的所在。那是唯有伍尔芙才会有的一种生命的品质。所以伍尔芙才堪称知识分子。那种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女性。
读书报：熟悉您的读者都知道，您之前写历史小说，《武则天》、《高阳公主》、《上官婉儿》……社会发展到今天，您如何评价女性的身份和地位？
赵玫：三部长篇历史小说成为了我十多年来一直不断再版的书。因为它们表现了唐朝那个女性政治最为辉煌的时代。于是这成了我向唐宫女性致敬的作品。我觉得今天的女性政治，就其深度而言，尚不能和盛唐时代相匹敌。
读书报：感觉您在西方文学艺术中借鉴了很多有益的东西，能具体谈谈吗？
赵玫：我一直喜欢读西方小说。最初接触的外国作品是父亲送给我的《普希金童话诗》。那时候我会从头到尾背诵《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然后是“文革”中彻夜读《简爱》，在手电筒的光照下为罗切斯特泪流满面。再然后就是伍尔芙和杜拉斯。读伍尔芙是读她精彩的书评。读杜拉斯是读她的早期小说《琴声如诉》。于是这两个女人为我洞开了一扇窗，让我看到了窗外景象。然后我的写作就开始了。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