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曾援引爱尔维修的见解，指出，“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50页)我们的时代是伟大的时代，我们的文学艺术界也应该创造伟大的作家、艺术家。这也应该成为我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的自觉。自然，不可能人人都能做到伟大，只有那为攀登高峰作出不懈努力的人，才会有机会到达伟大的行列。别林斯基曾经嘲笑当时俄罗斯那些“像小鸟那样不知疲倦地歌唱自己”的诗人。伟大的作家、艺术家必须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命运，关注人类的命运。他必须有开阔的胸怀和博大的视野，必须从善如流，嫉恶如仇，必须对社会的弱势群体满怀悲悯，具有一颗赤子之心，追求真理而排斥谬论，因而，他不是自视清高地疏离政治，相反，他向往为人民、为人类谋取利益和进步的政治，并不殚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强烈的政治倾向，从而起伟大作用于政治。恩格斯曾指出，“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戏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现代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致敏娜·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4页)这是对欧洲文学史所做的总结。我国文学史上，从屈原到鲁迅，又何尝不是如此。当然，伟大的作家艺术家还得有丰厚的生活阅历，有对艺术的酷爱和精益求精的努力，能够为自己的时代创作出无与伦比的生动真实的艺术图画，能够以自己的大胆开拓和创新，为文学艺术开辟新的天地，给后人以深远的影响。人民期待这样的作家艺术家涌现，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更应该有这样的自觉，这样的不懈追求。
在自觉的基础上，我们还应该有这样的自信和自强。
历史的经验表明，尽管文学艺术的繁荣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并非一定平衡，但一个社会经过动乱之后，有几十年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文化教育的不断提高和文学艺术的走向昌盛，就可能出现文学艺术方面的伟大代表。汉唐时代产生司马迁、李白、杜甫是如此，宋元之际出现欧阳修、苏轼、王安石也是如此。我国从战乱中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而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至今已60余年。近30年不独经济、文化有飞跃发展，文学艺术也经历了空前的持续繁荣，从而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真善美的作品的创造，为以民族风格表现当代社会主义的现实，都做出可喜的成绩。许多作家艺术家也以自己丰富的创作展现了自己的才情，为攀登思想和艺术高峰扎实地前进。因此，把我们的工作搞得更好，使文艺创作更上一层楼，从他们中成长起若干伟大的代表人物，是完全可以期待的。我们必须有这样的自信。当然，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关键还在于要自强，要脚踏实地，反对浮躁，在各方面做艰苦的努力。“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革命先辈李大钊所写的一副对联。它表现了“五四”时代文化人的历史担当精神。当时文学研究会的主将茅盾则指出：“我们决然反对那些全然脱离人生的而且滥调的中国式唯美的文学作品。我们相信文学不仅是供给烦闷的人们去解闷，逃避现实的人们去陶醉；文学是有激励人心的积极性的。尤其在我们这时代，我们希望文学能够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前几天著名电影演员、已达90高龄的于蓝大姐在北京电视台回答网友所问“文学对你有什么影响”时，说“文学帮助我认识生活，还帮助我该怎样去生活和追求应该怎样的生活”。可见文学艺术意义的重大。我们深信，只要承继革命前辈和老艺术家的历史担当精神和对文艺的深刻认识，我国文艺工作者能够自觉、自信和自强，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崇高的奋斗目标，使我们的创作攀登高峰，大踏步地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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