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丹的创作也越来越具有精神力度和深度，她的近著《一只蚂蚁领着我走》，将动物伦理置于现代生活，内中揭示的种种暴虐与缺失，旨在建立严肃的警示：人类只有具备了同情和爱护一切生命的觉悟，才能最终完成对自身的救赎。
张大威以发现和提取生活与生命中的精神价值见长，她的长文《消逝的村庄》在对家乡和亲情的忆念中，解读了中国农业文明的真髓与底蕴；而《指尖上的游思》等则透过内心审视和自我剖解，披露了知识女性面对物质挤压依旧守护的精神价值和人文立场。显然，所有这些都为新世纪女性散文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内涵和灵魂重量。
二是文化含量空前丰富。大抵从上世纪末开始，本来充当散文创作之土壤和营养的中外文化，骤然成为散文作品直接感受和表现的对象，许多男性作家在这方面成绩斐然。新世纪女性散文亦不甘缺席，不少女作家从自己特有的文化储备出发，积极进行了散文领域的文化开采。
在这一向度上，艺术水准较高的著作至少有周佩红谈外国文学名著的《孟加拉玫瑰的颜色》，郑云云谈画瓷艺术的《作瓷手记》，王芸写荆楚历史的《穿越历史的楚风》，林那北写南宋灭亡的《浦之上》，钱红莉读《诗经》的《诗经别意》，小山读《圣经》的《天香》，舒婷品味鼓浪屿风情的《真水无香》，素素历数大连老建筑的《流光碎影》，以及潘向黎的“看诗不分明”系列，陆梅的“阅读记”系列等。
较之男性的同类创作，这些作品突出的特点是文体的开放、文笔的鲜活和文心的细密，它们为通常雄性十足的大散文，增添了几分个性化的灵动与柔媚，其风格与审美意义不容忽视。
三是社会意义有效增强。在男性和女性散文之间，还有一个常见的差异，这就是后者社会含量的相对稀薄，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艺术格局相对狭小。新世纪女性散文分明在有意识地扭转这一点，若干有胆识、有抱负的女作家，为了使笔下作品走向浑厚与开阔，毅然告别书斋，奔向山河大地、村寨田间，去捕捉那些最为鲜活、最接近原生态的东西。这时，一批接通了“地气”的作家与作品，进入我们的视界。
如，梅洁披蒙了汉水烟云的《大江北去》，叶多多承载着边疆少数民族姐妹悲喜哀乐的《我的心在高原》，梁鸿浸透了乡村疼痛的《中国在梁庄》。张鸿是文学博士，但情愿做踏遍青山的“行者”，一本《香巴拉的背影》竟喷洒出阳光和稻草的味道。相比之下，邱晓兰的生活和经历都偏于家常，但她的《农民》、《故乡行》、《一条活色生香的路》等文，却异常顽强地实施着题材摄取上的性别突围，并由此展现了生动多样的社会场景。
至于李娟、塞壬等原本植根底层的青年女作家，更是凭着阅历和天赋的双重优势，在以往鲜有涉及的生活领域潜心采摘，且一发而不可收。从她们笔端获得了生命的新疆风情和打工生涯，不仅丰富着当下的散文世界，而且昭示了新世纪女性散文创作的广阔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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