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来，孙惠芬始终如一的经营着她的“歇马山庄”—— 一块专属她的文学天地。作家始终关注某个事物，可以理解为作家坚持的美学观念——
为事物找到存在的理由，这是作家或者说文学介入生活的方式，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作家精神的策源地，孙惠芬的长篇小说就是这个策源地的精神史与发展史。她的四部长篇小说接续起“歇马山庄”的百年历史。
《歇马山庄》、《上塘书》、《吉宽的马车》，作家创作的时序与当代农村的发展几乎同步，笔触紧跟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农村生活。而《秉德女人》则是作者精心打造的“前史”，作者不再满足仅仅对乡土做断代式的记录，而是试图在更广阔的场景更悠长的历史中，展现乡土文化的生命力。
秉德女人叫王乃容，是青锥子湾的小姐，出身书香门第，识文断字，在渔市街的糖果铺找软糖吃，在杂货铺里挑最漂亮头饰，把送到手的枣花儿饼吃得嘎巴脆，她的未来甚至可以看得见：嫁个家境殷实门当户对的小伙子，生几个孩子，过着吃喝不愁无忧无虑的少妇生活。但是命运不公平的安排给王乃容两件事，两件南辕北辙又都足以改变她人生的事：看到了青锥子湾没人见过的世界地图，阴差阳错被胡子秉德掠走。前者改变了王乃容的精神世界，改变了她看世界的眼光和胸怀，后者改变了王乃容的物质世界，她从一个被娇宠惯了的王家大小姐变成了胡子秉德的女人。如果单单是其中的一件也起不了大波澜，看了世界地图，王乃容只不过是在相夫教子的闲余会想起洋人小麦说起的海上的星星，日子还是中国的日子；单单是被胡子抢走，几年的光景，生活也把王乃容磨成了粗陋的村妇。但是两者叠加在王乃容身上，却产生了奇妙的效果。王乃容确实转变成了不能再讲究零食头饰刺绣的秉德女人，但转变不了的是她骨子里的精神气质，在最落魄的时刻依然坚韧着保持着对有尊严的生活的向往。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在周庄特立独行的女人：虽然是胡子的媳妇，却坚持仰起脖子走路，挣扎着把日子过得像模像样，时代的改变政权的更替她都不太明白其中的是非，但是都不能动摇她对生活的坚持。
《秉德女人》时间跨越中国历史上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近代百年，但是作者谨慎的避开使用政治话语，也没有选择用任何一个标志性的年份或时期作为叙事的关键词，显然作者回避的不是政治和历史，而是回避直接对历史发言。作品中对人物的塑造事件的展开都保留在日常生活的层面进行，读者却可以透过生活层面的细节分明感受到历史的“存在”。“文革”是当代文学很难绕开的一个主题，从伤痕文学、大墙文学中带有强烈意识形态立场的批判，到《受活》、《古炉》等作品中通过荒诞不经的叙事策略传达的政治寓言，在这些作品讲述的故事之上，我们可以感受到很多“转述”的东西，可以分明的感受到作家历史观哲学观或者文化品味对文本的“操控”。这样的叙事策略似乎是男性作家钟爱的。《秉德女人》绕开了这种叙事策略，支撑作品的完全是作家对乡土日常生活细节的熟稔和细致入微的体贴式的关照，因此，作品中对人的慈悲情怀超越了对政治的判断。虽然文革中的周庄也批斗，但是批斗的缘由中总是掺着日常生活中积累的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乡村生活法则总是在暗处发挥着作用。赵铁匠和秉德女人也不和睦，但却阻止儿子在批斗中对秉德女人使用暴力，因为刚搬到周庄，只有秉德女人和老三黄没有瞧不起他家；周成官一生做了无数坏事，生死关头却不让儿子揭发承中承信，只是因为“没看见的不能瞎说”。宏大政治只是表壳，乡土人伦道德才是真正的内核。作者不是刻意要营造一个与意识形态保持距离的周庄，也不是没有意识到政治风暴的残酷，她宁愿用更具人性的细节来呈现。没有血泪横流的痛诉，没有声嘶力竭的批判，在微小的细节中对历史进行了最有力量的批判，于无声处传达着政治对人性的戕害。
孙惠芬的《秉德女人》不以才情取胜，贵在浑然天成的质朴。秉德女人从青锥子湾小姐一下子变成土匪老婆，却真正脚踏实地的落在了生活里，为了亲情爱情邻里之情面面俱到，终其一生操劳。她如落地生根的种子，倔强的发芽生长，透着人间烟火浸泡后散发出的温暖和人情味。这是属于孙惠芬的人物。
《秉德女人》 孙惠芬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年2月 定价：3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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