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问题还在于，为什么这样有力量的转折点不是出自我们这些批评家的笔下，而是来自小说家李洱的笔锋？批评家何为？当然李洱是中国新生代作家中富于理性自觉的一位。他曾在《南方文坛》发过《阎连科的声母》(2007年第5期)并获得当年度优秀论文奖。此文以人本与文本融会的角度，描述了阎连科及其创作，敏感精辟，鲜活生动，独出己见；同时他借用汉语拼音的声母结构立论，使论文具有了独特别致的文体风格，一时成为佳话。
作家的批评实践表明，作家特有的艺术敏感、思维方式会使他们的批评时常进入一般理论批评难以到达的地方，他们的奇思妙想时时会直抵批评对象的本质精神；此外还表明，批评本来就不是批评家的专利，这也为小说家中的批评家与批评家中的小说家留下了注脚。有此理性自觉的新生代作家还有毕飞宇、邱华栋等，还包括一批批评家中的散文家，以及梁鸿这样的越界写作者。其实，这是中国文学的现代传统，我们的现代文学大家不就是学者与作家集于一身的吗？
这两个文本还启发我们思考，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我们能否理解自己，能否理解“故乡”，能否理解这个世界，能否在复杂的现实中保有理想？还有，什么是文学的真实？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我们如何寻找自己的文学立足点？
什么是文学的真实？对于生活在一个虚构时代的我们，尤为重要。今天的文学需要新的社会的想象力，而真正的文学必然有与历史和社会现实搏斗的过程，这样才能接近文学的真实本身，也许这就是所谓现实与理想的文学关系了。今天，文学在思想文化领域与社会整体中的重要性日益降低，读者也越来越少，而这不仅由于社会本身的变化，也在于大多数文学已丧失了直面世界的追求与能力，轻视了文学与历史和社会现实搏斗的过程，忽略了学养而少了学者型作家或作家型学者的博识，甚至丢失了中国文学传统中人物、故事、细节乃至思想等看家本领，文学因而无法唤起读者的共鸣，及至“文学真实”都成为了问题。于是，读者便退而次之转向对“真实”的渴求，“非虚构”作品热便成了时代的一个特点。因为我们置身于一个“虚构”的世界——在一个信息爆炸的全媒时代的文学中，我们赖以形成对世界与自我印象的信息，大多来自于媒体，来自于间接的经验，比如关于顾彬的论争，少有人探究其人其事的真相而陷入以讹传讹的口水仗；比如对乡村、对故乡的牧歌式误读，或想当然书写农民工走向城市的迁移；比如少有人从文本出发，客观肯定本土文化传统与世界性的融合等等。我们的生活与自我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面对间接生活我们没有痛感、没有血肉、没有体温；面对市场我们如此弱视，如此缺乏自省与自我叩问：该坚持时自己是否坚持；面对媒体我们如此容易轻信，如此轻浮跟风，如此缺乏自信心与判断力。
那么，重新探寻文学的真实，重新在理想与现实间找寻自己的文学立足点，便成了今天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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